以“互联网+”为突破口，必然会推动中国的技术和产业创新，也会为建立共享共治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创造新的技术平台

教育领域也要“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核心就是要简政放权，改变高度集权、政府包揽过多的教育体制

数据失真的源头，是多年的政绩激励体系对 GDP增长的偏好。为此，在真实的增长率不能够符合预期的情况下，地方修正 GDP数据就成为一种选择

我们要催生大量的“制度企业家”，终结迄今为止不讲诚信、不讲是非的“模糊体制”，恢复人格完整和个人尊严，在善治规则体系上实现“大一统”。

各地食品溯源体系标准不一，由企业自建的食品溯源平台缺乏监管，变相衍生出了借助溯源码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的乱象。

地方政府应切实执行地方财政PPP投融资体系改革的精神和政策，积极引入区域内外的民营资本，为军工类混合所有制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中国互联网的用户规模、业务模式已经在全球之巅，但对网络安全的敬畏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建立相应的互联网安全体系？进一步危机将倒逼企业投入，立法和监管将强化外部约束

现有的一些政策体系和监管方式、手段，很大程度上已不能适应消费新增长点培育和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创新消费政策

中国正在努力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总量工具向价格工具转向，然而考虑到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系统仍将占据极大的比重，总量目标似乎不应该、也不会被完全放弃

对中国来说，搞工业4.0最好不要着眼于什么“弯道超车”，而是要先直视本国制造业体系的现实以及反思背后金融体系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