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
新农保政策未彻底改变农村养老模式
南京大学 程令国等
“‘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480号
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在中国老龄化问题中首当其冲。在多重冲击下，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不断弱化，农村居民养老风险不断加大。2009年，国家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政府规定，年满16周岁、非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均可参加新农保。新农保的筹资方式来自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从政策实施来看，新农保取得初步成效，发展非常迅速。
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最新数据，发现新农保提高了老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人在经济来源和照料方面对子女的依赖，对社会正式照料的需求有所增加，还提高了参保老人在居住意愿和实际居住安排上与子女分开居住的可能性。
这说明，新农保的实施对缓解中国农村养老困境，实现农村居民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新农保也影响了包括老人的经济来源、居住安排、照料模式等在内的整个养老模式，使农村居民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尽管如此，新农保仍未根本性动摇农村居民的家庭养老模式。这或许是由于原有传统养老安排的惯性，但与目前国家政策确定的新农保养老金标准较低、难以完全替代子女赡养有关。
为大力推广新农保，保证其发展“与经济发展及各个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中央政府将新农保的政策目标谨慎定位于“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新农保的政策重点仍是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新农保的覆盖面，并小幅增加养老金，使更多农村居民受惠。
因此，未来一二十年农村居民的养老还将以子女养老为主。中国农村居民养老模式的彻底转型，还取决于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农村养老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制度
官员任期如何影响产业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宋凌云等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
《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1期
通过对中国省级官员与制造业结构变动的研究发现，1998年至2007年，省一级领导人，包括省委书记和省长能在任期内引领辖区内产业结构变动。也就是说，短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与地方行政长官的行为密不可分。
不过有意思的是，地方官员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引领效应随着任期增加而下降。这也不难理解，随着官员任期增加，也就意味着退休或进一步升迁临近，那么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努力程度就会下降。
另一个猜测是随着离任将近，官员的生产性努力动机不如分配性努力动机，因此降低了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努力程度。
值得指出的是，地方官员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引领作用尽管是稳健的，但却是相当短期的。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动还是依靠市场机制的。
观点
生育与发展
普林斯顿大学 Tom Vogl
“生育差异、人力资本与发展”
NBER工作论文第19128号
对生育率差异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总是假设穷人家庭要比富人家庭多生孩子。这一假设之前大致得到了数据的证实，但最近的数据表明这一假设需要修正了。
通过对4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穷人比富人多生孩子的这一假设近期已经发生了逆转。在20世纪下半叶，经济发展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孩子个数与他们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反转，从之间的正向关系转到了负向关系上。
大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减少，不同家庭之间不断扩大的生育率差异一开始增加了子女的教育，但现在已经变成整体上降低了子女的受教育年限。
人均GDP变化、女性工作率、城市化，甚至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都不足以解释这一人力资本投入的转变。大致上来说，父辈的受教育水平可以解释这一转变。理由是父母辈教育水平越高，收入通常也高，他们不仅孩子生得少，而且也更倾向于让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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