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八年的江西省大余衡立高级中学（下称“江西衡立高中”），将于2026年9月起停止招收新生。
该校停办的消息6月便在当地传开。随后，大余县教育体育局发文确认：该校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可保留江西衡立高中学籍，借用大余中学校区继续学习直至毕业；选择转至县外就读的学生，教育部门将协助办理转学手续。
江西衡立高中是由广东高新教育集团投资、大余县委县政府于2018年引进的全日制12年一贯制民办学校，曾被视为该县域教育的重要补充。学校推行“激情教育、精细管理、高效课堂、陪伴成长”的办学模式。
据大余县教育体育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江西衡立高中设立前几年尚能维持收支平衡，但2025年亏损超过1000万元，2026年运营状况仍未好转。受跨区域招生政策收紧和生源数量下滑的双重影响，学校最终主动申请停办。
民办学校正经历深度调整：不仅江西衡立高中这样的民办高中出现停办，不少民办高校也面临招生困境——部分学校招生缺额严重，冷门专业因报考不足被撤销，教师队伍优化调整在多地展开。
然而，若将目光从个案移向全局，另一组数字同样值得关注。2026年7月6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全国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3.79万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31.29%；在校生4344.49万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15.49%，这一规模不容忽视。
更关键的是，民办教育并非单向收缩，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冷热分化”：民办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持续缩减，民办普通高中和民办高校却在增长。
在分类管理全面落地、招生规则全国收紧的政策框架下，民办教育正在告别粗放扩张，走向一条以特色化、差异化为核心的新赛道。质量低、缺乏特色、定位模糊的学校将退出市场，有特色、重内涵、善创新的学校逆势生长。优胜劣汰，是这场调整的核心逻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财经》表示，民办教育是一个区域良性教育生态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便学生人数再少，也应该有多种类型的学校供选择，要把选择权留给家长和学生”。他认为，当下对民办教育的认知偏差以及相关政策的挤压，是民办学校面临的主要困扰。
总量收缩，各学段冷热不同
民办学校数量下滑已是明确趋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数量从2019年峰值的19.15万所，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13.79万所，六年累计减少约5.36万所。在校生从4621.59万人（2024年）减少至4344.49万人（2025年），一年间就减少约277万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烽指出，民办学校数量下滑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人口出生率降低，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2022年跌破1000万人，2025年降至约792万人新低，生源总量持续减少；二是教育普及化程度提高，公办教育覆盖面扩大，民办基础教育发展空间经历结构性调整。
但总量收缩之下，各学段走势截然不同。
民办幼儿园首当其冲。2025年全国民办幼儿园12.08万所，在园幼儿1310.68万人，较2024年分别减少约1.47万所、197万人；与2021年相比，在园幼儿四年间减少超过1000万人，占比从48.11%降至40.63%。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委会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4%的民办园存在资金短缺，38.2%的园负债超过50万元，超过12%的园负债超过160万元。
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同样持续缩减。2025年全国有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9081所，在校生1024.52万人，较2024年分别减少495所、约81万人；与2021年相比，在校生减少约650万人，占比降至3.58%。
民办普通高中则逆势增长。2025年全国民办普通高中5003所，在校生600.82万人，较2024年分别增加184所、约12万人；与2021年相比，学校增加近1000所，在校生增加超150万人，占比升至19.77%。这背后是该学段的需求仍处于高位——2025年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首次突破3000万人。
民办高等教育也在扩张。2025年全国有民办高校831所，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1068.97万人，较2024年分别增加28所、约17万人；民办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有学校2076所，在校生223.52万人，分别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总数和在校生的30.80%和19.98%；职业本科教育同步扩容，2025年职业本科在校生达51.83万人。
数据描绘的图景清晰可见：民办教育总量在收缩，但并非全面萎缩。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因生源减少和政策调整而缩减，高中和高等教育因学位需求旺盛而继续增长。
那么，民办教育的规模收缩到什么水平才算“合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姜全保告诉《财经》，这需要考虑人口规模、区域公共教育需求和学校功能相匹配等多个维度。“人口增长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的增量空间；人口收缩以后，就应该允许一部分低效率学校退出。”但他同时强调，不能因为全国人口总量下降，就认为所有地方对民办教育的需求都会同步下降——在一些人口流入地区、城市新区，或者特殊教育需求比较明显的地区，民办学校仍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人口结构重塑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的收缩，表面上看是学校数量的减少，深层则是人口结构变动对教育供需关系的根本重塑。
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总量减少339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41‰；家庭户平均规模已降至2.52人。孩子少了，家庭对教育的期待反而更高。
姜全保向《财经》分析，家庭规模缩小对教育产生四重影响：其一，家庭对学校的期待从“我要一个好学校”变成“这个学校是不是适合我的孩子”；其二，对教育服务的需求越来越精细，家长希望学校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心理特点、兴趣特长及成长节奏；其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边界正在模糊，双职工家庭、核心家庭希望学校同时提供托育、课后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其四，家庭规模越小，对学校服务质量的敏感度越高——独生子女家庭中，一个孩子的教育决策可能成为家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
需求之变，直接指向转型路径。姜全保区分了“差异化供给”与“差异化收费”：真正的差异化，不应体现在收费更高、设施更好，而应体现在教育服务内容和培养方式上——有的学校重视艺术、体育和科技教育；有的在外语、国际化方面形成特色；有的专注小班化、个性化辅导和特殊教育支持。“公办教育已经能够充分提供的东西，民办为什么还要重复提供？公办教育暂时难以充分满足，但家庭又确实存在需求的部分，民办能不能把它做好？如果能够回答好这个问题，民办教育就有价值。”
近年来，“小班化”成为不少民办学校的转型招牌，但班额缩小未必等于质量提升。姜全保提醒：“小班化本身不是目的，关键是学校有没有能力真正增加对学生的关注。如果只缩小了班额，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师生关系却完全没有变化，价值其实很有限。”在他看来，未来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不再是“环境好不好、成绩高不高”，而是“能不能真正理解家庭，把教育需求转化成服务能力”。
不过，一旦小班化与教学变革真正结合，效果便可显现。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态“支持有条件地区开展小班化教学试点”。
实践中，南京自2001年启动小班化实验，25年来多数试点学校生源充足稳定，全市初中小班学校低分率长期低于市域平均水平，一批原薄弱校跻身区域优质校行列。崇明作为上海唯一小班化整体试点区，全域改革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典型改革案例。这些案例表明：小班化的价值不在“小”，而在“精”。
当然，家庭的意愿是一回事，政策的空间是另一回事。民办教育的规模，历史上曾多次随政策起伏。储朝晖向《财经》回顾：2006年前后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后，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比例一度降至5%左右，此后逐年回升，2015年前后达到更高水平。他将这一现象称为“平衡效应”——“民办学校的学费更贵，但不少家长在权衡利弊之后，依然选择民办学校。宁可花更高成本，也要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这段历史说明，家庭对民办教育的需求真实存在，关键在于政策如何回应。储朝晖认为，人口减少不应成为取消民办学校的理由，“当下对民办教育的认知偏差以及相关政策的挤压，是民办学校面临的主要困扰”。他以总人口不到600万人的丹麦为例，该国合法设立的私立学校可获得与公立学校等同的公共经费；在此基础上，私立学校还可向家长收取约相当于公共经费四分之一的费用。“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比较良好，有适度竞争，这样才有利于整体教育的良性发展。”
需求真实存在，经费配置却长期失衡。储朝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一些外出打工的父母认为，乡村公立学校无法对留守的孩子进行有效管束，于是自己掏钱把孩子送进县城的民办学校。“这些家庭收入本来就比较低，把孩子送进民办学校，却没有享受到公共经费的支持。”他在2012年就提议给予这类学校财政经费补助；2016年政策允许补贴生均公用经费（中西部地区小学600元、初中800元，东部地区小学650元、初中850元），但附加了免除学生费用的条件，一些地方政府层层加码——据他调查，在一些地方，政府给800元补助，却要求学校免除学生1000元—1700元的费用，使得政策最终未能落地。
幼儿园是民办教育收缩最明显的学段，也是转型最活跃的学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2025年6月1日起实施，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为托幼一体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姜全保看来，托幼一体化的底层逻辑与小班化相通：家庭对连续性、完整性教育服务的需求正在增加，特别是双职工家庭、核心家庭越来越多，家长不仅需要学校承担知识教育，也希望学校提供托育、课后服务、家庭教育指导等。无论是小班化还是托幼一体化，核心都在于回应家庭的真实需求，而非简单追逐概念。
洗牌与转型
总量收缩与学段分化的背后，是民办学校个体命运的巨大差异。有的学校在生源流失中挣扎求生，有的学校却在特色化赛道上逆势崛起。
招生困境在部分民办本科中持续显现。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2026年北京高考本科普通批次录取中，六所民办普通本科高校中有四所严重缺额。比如，北京金融科技学院计划招生617人，缺额560人，占比高达90.8%；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也分别有89%、84.8%的招生计划需要降分征集志愿。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学费较高、办学时间短、专业设置缺乏特色。
部分民办本科招生困难的背后，是长期存在的身份与价格门槛。储朝晖在一次参加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活动时发现，很多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首先考虑的不是专业是否感兴趣，而是学校是不是公办——学费较高的民办高校往往被首先排除。但他同时指出：“如果经费配置方式改变，这种状态可能会改变。”
在一些特色鲜明的民办学校，则是另一种情况。以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为例，该校2026年各专业组最低投档分数为436分—451分，比普通本科线高33分—48分（上海2026年本科控制线403分）。最低投档分数比2025年提高13分，所有专业组最低投档分同步提高，说明考生认可度、社会报考热度显著攀升。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在AI快速发展与少子化时代到来的新形势下，学校主动转型，求变求新求特，聚焦特色与内涵发展。
国务院原参事、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汤敏此前撰文指出，民办院校全链条AI转型具备完全的可行性且成效显著。比如，浙江树人学院投入3000万元搭建专属教学大模型与AI中台，实现500余门课程的智能化升级，成为浙江省内第二家拥有本地化教学大模型的高校。
职业本科是民办高校转型的另一重要方向。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以培养“高学历+高技能”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对考生的吸引力持续增强。仅2025年一年，全国就有36所职业本科学校获批，其中昆明科技职业大学、贵州工商职业大学、南昌科技职业大学等民办职业本科相继获教育部批准设立，民办资本正成为职业本科赛道的重要力量。
更令人瞩目的是，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为民办高等教育打开了全新想象空间。福耀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凭借精英化培养模式和前沿专业布局，录取分数线比肩甚至超越部分传统“985”高校，证明民办教育完全有能力站上质量高地。
将视野放得更大，民办高校还承载着另一重功能。储朝晖指出，在世界教育强国，私立学校都是吸引国际生源的重要力量，英国、美国，包括日本都是如此，公立学校主要是满足当地纳税人的受教育权利。“而当前中国吸引外国留学生主要靠公办名校出国宣讲并提供高额奖学金”他认为，中国民办高校的相关能力仍无法在世界上形成很强的吸引力，这是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必须解决的问题。
新格局正在形成
民办教育的深度调整，与政策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
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后，国家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登记为非营利性（已设立的除外），非义务教育领域举办者可自主选择。配套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在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基金奖励、捐资激励、土地划拨、税费减免等方面，为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提供了扶持路径。
政府购买学位是近年来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统计公报》显示，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1024.52万人中，含政府购买学位463.33万人，占比约45%——民办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公共教育服务功能。
对此，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丁长发认为，教育本身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全世界概莫能外，对教育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都是长期制度安排。“教育是重要的民生领域，无论是非营利性还是营利性民办学校，都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都应该得到财政支持。”
招生规则的收紧也在重塑行业格局。2026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年）的通知》，将普通高中招生首次全面纳入治理链条，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及人籍分离，从而压缩了民办学校的传统生源获取方式。
更高层面的政策框架已经清晰。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并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优化经费保障机制、引导社会力量投入等方面作出系列制度安排，为民办教育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定下总基调。
政策之外，区域经济的差异同样在重塑格局。丁长发指出，民办教育的调整有明显的区域特征，遵循“胡焕庸线”规律：东部沿海收缩较小，中西部县域冲击更大。“东部人口密集、产业齐全、经济实力强，就业前景也好。有人口也有经济支撑，民办教育前景相对乐观。”他认为，东部一些研究型民办大学——如福耀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丁长发进一步指出，区域格局重塑的核心，在于学校究竟是市场驱动还是政府驱动——如果学校仅因政府优惠政策驱动甚至行政命令而建，缺乏市场前提，则难以成功发展。他强调，经济发达的县域仍有民办教育空间，“人随产业走，经济发达的地方自然有教育需求。关键是要让市场来决定，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辅助。”
有专家预测，未来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将从现有的约3.58%升至4%至5%左右，而民办高中在校生规模有望从目前约19.77%进一步提升。学龄人口变化的时间节点也值得关注：学前教育适龄人口2020年前后开始下降，小学适龄人口2023年达峰后下降，初中起始年级2029年前后下降，高中起始年级2032年前后下降。这意味着，民办高中至少在未来五六年内仍将处于需求增长期，而民办义务教育的调整则是一个中长期过程。
毫无疑问，民办教育正进入“规范中发展、提质中生存”新阶段。
“很多人认为人口减少了，教育资源就充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数量上看，学位数是充足的，但在教育资源的质性多样性方面，在满足个体个性化、多样化成长发展需求方面，依然还有提升空间。因此，民办学校仍有存在必要。”储朝晖表示：“不能用人口减少、出生率下降作为民办学校减少的理由。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教育强国，形成良性教育生态，给教育更多的选择性而不是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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