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下旬，A股接连两家生物医药公司“爆雷”。
6月19日，博瑞医药公告，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案，公司实际控制人袁建栋被取保候审；时隔不到一周，华恒生物于6月25日披露，实际控制人郭恒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涉嫌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袁建栋、郭恒华是两家公司的核心人物，袁建栋更是身挑四职，不仅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还代行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位。核心人物的多重身份，让本就敏感的突发事件，陡然增加了公司治理层面的拷问。
尽管两家公司均在公告中强调，实控人涉案属个人行为，与公司经营无关，但资本市场反应剧烈。利空披露后，博瑞医药、华恒生物股价双双出现明显下挫，投资者用脚投票。
这也引发市场对生物医药行业公司治理的深度忧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郑志刚告诉《财经》，生物医药行业初创企业多，公司治理安排上需比一般企业更加强调稳健性。
同行在公司治理上摔过的跤，提醒其他上市公司，警惕“关键少数”的依赖风险，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这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对公司负责，对投资者负责。
股价、融资等多重打击
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实控人、主要高管个人的违法违规事件高度敏感，很容易引起股价短期大幅波动。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6月22日—30日，博瑞医药股价累计跌幅为18.98%，其中披露利空消息后第一个交易日（即6月22日）股价重挫16.32%。
华恒生物在披露利空消息后第一个交易日（即6月25日）更是“一”字跌停，收跌20%。6月26日仍未止跌，跌逾10%。
郑志刚告诉《财经》，上市公司作为“有限责任”主体，法律上确可与实控人个人风险进行一定切割，但实控人的不当行为所引发的声誉折价、治理疑虑，必然通过预期渠道传导至公司股价上。
这种影响不只体现在二级市场，也体现在IPO（首次公开募股）、新债发行等资本运作环节。
华恒生物直接放弃了港股上市的机会。6月22日，公司刚刚通过香港联交所聆讯，却在实控人被拘留后旋即宣布终止H股发行，理由是“基于对多方面因素的全面权衡及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
博瑞医药同样在筹划港股IPO，不过截至目前尚未有进一步的消息，公司仅回应称，“相关事项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实控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并不必然会成为港股IPO的障碍。”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向《财经》表示，关键要看是否会影响公司长期稳健运营，以及后续对实控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
事实上，即便公司经营层面未受直接冲击，商业伙伴和金融机构的态度也可能会出现变化。丢单、合同终止、授信收紧，在过去类似案例中屡见不鲜。企业的信誉资产一旦折损，修复成本会很高。
2026年3月，卫宁健康实控人、原董事长周炜因单位行贿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三个月后，公司及周炜本人收到上海证监局警示函和深交所公开谴责，双重追责落地。自2023年周炜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卫宁健康归母净利润从当年的3.58亿元，逐年下滑，2025年亏损达3.74亿元。
关键少数人“多肩挑”
博瑞医药的袁建栋，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前，集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董秘、代行财务总监于一身；华恒生物的郭恒华，亦身兼董事长与总经理。
“如果实控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等多个重要职位，那么需要警惕出现‘一言堂’的风险。”一位法务工作者向《财经》表示。
郑志刚阐释，公司治理的核心要义不在于效率最大化，而在于风险可控下的纠错能力。当权力过度集中于实控人一人，纠错机制将无从发力。
近期出问题的公司，都是违背了这一制衡原则。
目前，博瑞医药已聘任詹春雷为公司财务总监，补选谢道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不过，公司董事会秘书仍处于空缺状态。
博瑞医药回应《财经》称，“公司高度重视董事会秘书岗位的履职安排及信息披露工作的连续性。目前，公司正在依法依规推进董事会秘书人选的遴选、沟通及相关内部程序。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聘任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博瑞医药提到，在新任董事会秘书正式聘任前，公司将继续按照既有治理及信息披露工作机制，保障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及公司治理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华恒生物方面，郭恒华已辞去公司全部职务，49岁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樊义临危受命，接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全面主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2016年1月至2025年4月，樊义在华恒生物做了近10年的董事会秘书。
华恒生物方面向《财经》表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由高管团队负责，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目前均正常履职。现阶段公司董事会运作正常，控制权稳定，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监管层已对“关键少数”兼职问题亮明态度。4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要求董事会秘书不得兼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兼任其他职务的董事会秘书应当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独立履职。
王智斌指出，一个人同时把控战略决策、日常经营、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等关键节点，往往意味着公司内部控制治理出现问题，这也是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问题滋生的温床。对投资者而言，这本身就是高风险信号。
万得（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A股医药公司中，理邦仪器、森萱医药、祥生医疗、康泰医学、必贝特等多家公司董事会秘书与财务总监由同一人担任。上述公司需要在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选。
此外，奥翔药业实控人郑志国、百利天恒实控人朱义等，除了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目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位。
除了事前的制度建设，事后对“关键少数”的穿透式追责力度正在显著加强。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处罚，实控人、董事长的个人责任边界正被一再压实。
上市生物医药公司该怎么做？
生物医药行业俨然成为公司治理风险的“高发地带”。
近年来，一些新崛起的初创企业中，创始人往往是技术出身，在研发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诸如，袁建栋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这种技术权威身份，使得创始人在公司内部拥有更高的威望和话语权。
加之医药行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回报高度不确定，实控人面临巨大的资本压力。在郑志刚看来，生物医药行业属于典型的高风险行业，公司在公司治理安排上需比一般企业更加强调稳健性。
对于这些企业领导者来说，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很重要。
王智斌建议，企业创始人应将更多精力聚焦于科研创新，而在公司治理、财务合规、信息披露等专业领域，要敢于放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技术突破与制度稳健之间取得平衡。
“这笔学费是必要且值得的。”郑志刚说。具体路径并不复杂：一是科学设计股权结构，根据实际选择同股同权或差异化安排；二是规范董事会的组织与运行，确保决策程序透明；三是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专业监督职能。做好这三层，便能有效抑制“一言堂”。
上述法务工作人员提醒，博瑞医药和华恒生物的案例属于实控人主观行为，医药行业最大的共性合规风险，实则是商业贿赂。
近年来，医药反腐持续推进。2026年6月8日，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明确将严查以科研名义变相“带金销售”等行为。
制度可以设计，架构可以优化，最终守住底线的，还有实控人等“关键少数”的自身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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