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兴邦：从追赶到引领的中国产业升级之路》
乔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12月
如果说过去40年，中国制造是在一条宽阔平坦的赛道上顺势疾行，那么今天，我们已然攀至制造强国的半山腰，前路坡更陡、坎更密，考验着爬坡过坎的智慧、耐力与定力。这是一场关乎国运的生存攀登，我们必须找到通往峰顶的正确道路。
为什么我们必须坚守制造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强调“制造业必须筑牢”。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彻底打破了对西方工业化理论的迷信，从根本上扭转了轻视实体经济的风气，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航道”。
我们之所以必须坚守制造业，主要是基于对制造业发展规律和对我国国情的深刻洞察。
首先，人口量级的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精英金融路线”。英国工业化巅峰期人口仅有2000万，美国至今也仅3.5亿人口，其高端服务业（金融、科技、法律等）足以吸纳大部分就业人口，维持高福利社会。我国要带动14亿人进入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工程。对于我国而言，制造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和发展问题。
其次，发展时序的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串联式发展路线”。西方国家既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也是“先污染、后治理”。我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就迎头撞上了信息化浪潮；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要面对极其严苛的碳排放约束。这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转移污染、剥离制造”的老路，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同步解决效率与环保这两个问题。
第三，崛起性质的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掠夺式积累路线”。西方列强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和金融霸权，通过控制全球资源和铸币税来供养本土的服务型经济。
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每一分财富，都必须依靠自己双手创造，必须依靠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自主制造能力，是我们创造内生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根本保障。
这场认知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意味着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摆脱了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基于自身国情的战略认知。
正是这种清醒的认知，确保了中国这艘巨轮在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转型压力下，能够始终保持强大定力，坚定不移地航行在“制造强国”的航道上。
当产业升级赶不上成本上升的步伐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身处一个严峻的“困局”，传统模式下的产业价值增长速度（赚钱的能力），越来越难以追赶要素成本攀升的速度（花钱的速度）。过去，我们习惯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跨越，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退。
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在过去数十年间呈快速上升趋势，大幅超过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更严峻的是年轻一代不愿意进工厂，导致制造业面临常态化的用工荒。人，正变得越来越贵。
随着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工业用地指标日益紧缺，土地价格飙升。随着人们对生态环保的更加注重，环保设备的投入、排污权的购买、碳足迹的追踪，这些曾经可有可无的“软成本”，如今已变成“硬门槛”。
如果说成本上升是无法回避的产业重力客观规律，那么模式惯性则是我们必须主动破局的主观桎梏——当发展阶段已然换挡时，传统的增长路径是否能实现同步转身？
由于缺少技术积累，我国大量企业拥挤在中低端赛道，有的领域产品高度同质化。为了抢占市场，企业被迫卷入“价格战”，导致陷入“越卖越亏、不卖更亏”的怪圈。营收规模虽然做大了，但利润薄如刀片。微薄的利润又导致企业无力承担高昂的研发成本，陷入“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死循环。
制造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压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收窄，几十年来畅通无阻的“量大、面广、价廉”的发展策略骤然失灵，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再也难以为继。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国际地位认知发生变化，过去“两头在外”以出口为主的发展道路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面临重大挑战。
随着我国进一步向工业化后期发展演进和日益走近世界工业的舞台中央，制造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和竞争规则正在经历质的改变，传统的经验、规律、理论和模式都在加速失效。
必须看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供应链效率等方面保持着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匹敌的巨大优势。我国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制造强国建设牵引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变革升级，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艰巨的历史任务。
随着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价值升级，制造业发展空间依旧广阔，加快产业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才是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
产业升级新征途上的“三重挑战”
当前，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正遭遇路到半山坡更陡的重要关口，以产业升级促进制造强国建设已没有退路。在加快产业升级的新征途上，我们面临如下“三重挑战”：
第一重：技术之锁。过去，在全球产业分工的背景下，我们曾经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获取了部分技术与经验。但当我们开始攻克芯片、航空发动机、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等“皇冠上的明珠”时，部分高端技术领域的合作空间被大幅压缩。
面对我国制造的强势崛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构建“小院高墙”，试图遏制我国在高端产业链的突破。这不是半导体一个领域的脱钩，而是涵盖了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先进材料等全方位技术阻击。从设备禁运到科研阻断，再到长臂管辖，这是一系列试图遏制我国科技进步的限制性措施。在“无人区”里，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唯有依靠自主创新。
第二重：规则之限。现行国际规则体系形成于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高峰期，深度内嵌了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等西方工业化成功经验，并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主导权，将这些经验固化为全球普遍标准。尤其是关键规则的制定长期由发达国家俱乐部（如七国集团、经合组织）主导，新兴经济体多处于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塑造者”地位。
从大国博弈的历史事件看，既不能被动等待对手衰落，更不能指望在对手制定的规则中取胜。这并非彻底颠覆旧体系，而是通过增加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选项，逐步改变“一元主导”的旧格局。
第三重：理论之困。经典的工业化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践基础之上。如今世易时移，如若不加思考简单套用在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实践中，可能演变为“思想枷锁”。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跨越多重阶段的复合型经济体，其工业化路径的复杂性史无前例。比如，关于“工业化阶段”，如果不加甄别地套用这套理论，过早推动“退二进三”，极有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重蹈部分拉美国家的覆辙。如若不能打破传统理论的迷思，立足我国国情建立自主的产业经济认知体系，就难以在战略上实现真正突围。
着力打好四场硬仗
推动产业体系方向演进升级
制造强国的灯塔早已清晰可见，但通向灯塔的航路上，却依然迷雾重重，稍有不慎，便会跌入种种“陷阱”。必须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着力打好四场硬仗，推动产业体系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更可持续方向演进升级。
一是工业稳增长的“持久战”。未来三年至五年，制造业转型阵痛将集中显现，工业经济稳增长可能遭遇极大困难。近年来，工业产能利用率、产品销售率、企业利润率、企业亏损面等多项指标“触底”，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是供应链安全的“保卫战”。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让位于阵营化、效率原则让位于安全原则、市场竞争让位于国家竞争，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
三是制造业升级的“攻坚战”。产业升级如能加快推进，就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如若行动迟缓，不仅难以突破美西方精心构筑的“封锁线”，甚至会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
四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战”。我国的产业升级已触及西方国家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并慢慢动摇相关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西方国家“棒杀”或“捧杀”中国制造的舆论将甚嚣尘上。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制造故事，打造中国制造的话语体系，更要积极推动国际规则与秩序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摘自《制造兴邦：从追赶到引领的中国产业升级之路》；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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