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空间持续收窄、地缘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以“经济安全”为名义，对经济决策的介入正变得愈发直接。此类干预最初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G7国家发起，核心意图是应对外部贸易政策带来的竞争压力。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全球超过75个经济体（含欧盟成员国、印度）对关键医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相关产业补贴规模大幅攀升。俄乌冲突爆发后，投资审查与出口管制措施更是持续加码。
当前，新技术加速迭代，推动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强化对核心原材料、关键技术的出口与投资管制，以维护自身战略竞争力。在全球缺乏统一约束机制的前提下，各国仍将以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产业为由，持续加大经济干预力度。
产业政策在疫情后爆发
以“经济安全”为导向的政策扩张，使全球产业政策的规模与落地速度均升至历史高位。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统计，2025年全球新增产业政策干预措施较2019年增长262%，仅2025年一年便推出5033项。政策导向已从传统的市场矫正转向深度政府介入，政策工具涵盖关税、出口管制、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性贷款以及本地化要求等。全球产业补贴与政府支持规模已达到历史峰值，越来越多国家通过财税激励与定向扶持，吸引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产等战略性产业落地。
产业政策的集中爆发，本质上是各国政府战略重心的系统性转移。美国通过加征关税强化本土产业竞争力；欧洲将产业政策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抓手；中国战略聚焦构建技术领先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此前系列政策的延续与升级。
疫情后产业政策扩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歧视性措施占比显著高于自由化措施。歧视性政策多针对进口商品与外资企业，易恶化外商营商环境；而自由化政策旨在扩大开放、降低贸易壁垒。2025年，73%的新增产业政策干预属于歧视性措施，反映出各国政策立场更趋防御。
新产业政策观察站（New Industrial Policy Observatory）数据显示，政策制定中的安全考量日益突出。2024年—2025年，西方国家39%的产业政策以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为理由，较2009年—2016年大幅提升36个百分点；其他国家中，25%以国家安全为由，54%以提升战略竞争力为由。
总体趋势表明，经济安全已成为政策环境的长期底色，而非危机时期的短期应对。
贸易壁垒、关税与全球经贸碎片化风险
贸易壁垒与关税正日益演变为地缘战略工具，而非单纯的经济调节手段，其影响已超越贸易流动本身。各国使用关税政策，不再仅为保护本土生产，更是在“经济安全”框架下，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博弈与经贸谈判的重要筹码。这一趋势极易引发报复性措施、触发伙伴国防御性政策，并推动新的贸易联盟形成。
短期来看，美国加征关税的实际影响弱于市场最初预期。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研究指出一个出乎意料的现象，截至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并未引发全球贸易格局明显重构，19个受影响贸易伙伴在美国总贸易中的份额仅小幅变动。主要原因包括企业在关税生效前“抢出口”式提前发货，以及多数贸易伙伴不愿对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
但中长期看，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将持续显现。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预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放缓至0.5%，远低于此前1.8%的预期。2025年美国与19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增速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25年11月欧盟对美商品出口同比下降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表明，关税冲击与政策不确定性将持续压制贸易、投资与产出，显著抬升长期经济成本。全球经贸碎片化加剧、贸易限制措施蔓延，或导致全球经济产出萎缩7%。
关税同时推高终端商品价格。截至2025年6月，核心商品价格较2025年前趋势水平高出1.9%。测算显示，2025年新增关税中有61%—80%已传导至终端消费品价格。关税也带来局部利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数据显示，美国关税敏感行业工业产出回升3.5%，已恢复至2024年初水平。利弊交织，凸显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的内在权衡。
除直接经济影响外，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削弱多边机构与国际规则的权威性。单边措施增多而多边协调滞后，使全球经济碎片化风险持续上升。外商直接投资（FDI）已出现预警信号：2025年初贸易波动导致上半年FDI同比下降11%，下半年贸易趋稳后才有所修复。
综合判断，产业政策扩张、贸易壁垒升级、财政约束收紧，正使政策风险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对企业与投资者而言，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结构性常态，直接影响资金配置、供应链布局与市场准入决策。全球体系正从规则导向转向更加碎片化、更具随意性的政策格局，对全球增长与投资产生深远影响。
跨国企业如何应对新局面
在政府干预加深、政策风险常态化的背景下，跨国企业正全面调整战略，以保持经营灵活性、市场准入能力与体系韧性。面对保护主义抬头、各国经济安全政策博弈加剧，企业必须在维系大国市场合作、保障准入与管控风险之间精准平衡。在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交织的复杂环境中，企业需审慎布局跨阵营的资金、基建与制造业投资布局，采取多元合作策略，避免被动选边站队。
关键矿产领域表现尤为典型。随着锂及绿色矿产资源安全议题升温，锂资源富集的阿根廷胡胡伊省选择同时与中美开展合作，不依附单一大国。尽管中美贸易占比持续下滑，多数美国企业仍不愿脱离中国市场。美国商会基金会2025年对200家美企调研显示，70%的企业计划维持或扩大在华业务，同时有83%的企业将中国列为风险关注度最高的市场。
企业并未放弃全球化，而是将地缘战略逻辑纳入整体布局。以“安全合作伙伴”为定位，在主要经济体间构建多元均衡合作关系，在争取政策补贴与市场准入红利的同时，有效对冲地缘风险。
关税政策的持续影响，正倒逼企业重构供应链与市场进入路径。波兰、匈牙利、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等正成为企业规避关税与制裁的重要枢纽。企业通过“枢纽经济体”绕道进入目标市场，降低关税成本。报复性关税也推动了类似布局调整。典型案例包括：苹果扩大印度生产，将更多iPhone从印度出口至美国，对冲美国对华关税压力，同时保留在华供应链长期合作；2025年4月关税上调窗口，台积电宣布将美国投资扩至1650亿美元，新建三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厂及一座研发中心，聚焦AI产业。
关税也加剧了各国制造业内部分化。尽管行业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信心依然低迷，但生产规模小幅回升。美国马林钢丝产品公司（Marlin Steel Wire Products）借助关税保护加大高端设备投资，提升产能；而生产电动及燃油全地形车的DRR USA公司因核心零部件采购自中国台湾地区，受成本与市场波动冲击明显。全球层面，美国对印度加征关税已冲击太阳制药（Sun Pharma）、西普拉（Cipla）、瑞迪博士（Dr. Reddy's）等药企股价，最大跌幅达5%，其30%—47%的美国药企营收面临不确定性。与之相对，英印、欧印自贸协定等贸易自由化举措释放积极效应，2025年5月签署的英印自贸协定，预计到2040年推动双边贸易年均增长约350亿美元。
即便经营环境动荡，私营部门仍展现出较强韧性。IMF指出，这种韧性来自企业主动调整：提前备货、增加库存缓冲、优化供应链布局、适度让渡利润、压缩毛利率，避免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综合来看，这些企业层面的调整表明，在碎片化全球格局中，韧性、灵活性与战略备选能力，正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构成。
（Erik Peterson为科尔尼全球合伙人、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董事总经理，Terry Toland为科尔尼公司董事、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成员，贺晓青为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编辑：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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