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四分之一的化肥运输都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对这条水道的实质性封锁，则凸显了我们这个复杂互联的全球经济中一个众所周知的脆弱性：只要某单一节点出现故障，便可能引发大规模且代价高昂的中断。然而此类故障点在过去数十年间却有增无减。
全球贸易流经的许多其他关键通道，同样可能演变为破坏性的瓶颈。位于马来西亚与印尼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向来是战争模拟推演中的关注焦点。当巨型集装箱船“长赐号”在2021年致使苏伊士运河被堵塞六天时，由此引发的中断在供应链中回荡了数月之久。
市场过度集中同样会产生类似的脆弱性。少数几家日本微控制器和发动机进气流量传感器生产商占据着市场主导地位，而这意味着全球汽车产业在2011年日本遭遇大地震和海啸后立马急剧萎缩。
与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理因素造成的脆弱性相比，此类风险相对更容易应对。自2011年以来，汽车制造商已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建立了缓冲库存并创建了大型数据系统以提高复杂供应链的透明度，从而更容易识别那些隐藏的单一来源风险。
但多元化也伴随着取舍，先进半导体行业可能最能体会到这一点。荷兰企业ASML垄断了生产最先进半导体所需的全部极紫外光刻设备，而仅有两家公司（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具备生产2纳米半导体元件的能力。鉴于由此带来的明显脆弱性，各国政府正积极推动产业多元化。美国和欧盟已推出激励措施鼓励台积电和三星在多地分散生产，美国政府也在支持英特尔发展先进半导体能力。同时中国正投入巨资以减少在半导体设计和制造方面对外部来源的依赖。尽管这种做法可能增强韧性，该行业却难以承受效率下降。
稀土是技术供应链中的另一个显著脆弱性。包括电动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医疗技术和先进军事技术在内的一系列关键战略产品都依赖于这些关键原料，但开采和加工较集中。金融领域同样存在大量故障点。由美国控制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SWIFT）便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在经济层面，任何事物过度依赖单一来源都可能催生一个故障点。故障点的激增与全球经济的设计和各项激励机制有关。在一个高度分散且竞争激烈的网络中，投资者更倾向于优化效率，而非韧性。在存在大量投资者的时候，没有哪一方有动力将平衡效率与韧性的成本内部化。
而所有权集中度更高的网络则更倾向于优化韧性。三家企业（阿尔卡特海底网络、SubCom和NEC）供应并维护着87%的全球海底光缆网络，这些光缆承载着超过95%的国际数据流量，包括支付及其他金融交易。这些“架构师”拥有强大的动力将韧性融入系统，例如增加光缆数量、分散登陆点、确保广泛地理分布、采用环路设计、利用互联网协议在阻塞处实现无缝重路由以及预留冗余容量。毕竟韧性就是它们所售产品的一部分。
汽车行业亦是如此，丰田等大型企业掌控着供应链中足够大的份额，因此能同时从成本优化和韧性优化中获益。对于互联网而言，美国政府曾是主要的架构设计者，因此能确保各类嵌入式协议能自动绕过阻塞点重路由流量。事实上，大型国民经济体是极为重要的参与者，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散落于众多小型私营参与者的韧性收益内部化并进行聚合。
当市场无法充分提供韧性时，国家便成为提供韧性的重要参与者。为此它们有几个选项：它们可以单打独斗，例如将半导体等关键商品的生产回流至本国；可以加强国际合作，比如组建联盟以最大限度地开发稀土的替代来源；又或是采取这两者的某种组合。
无论各国选择何种途径，消除或缓解脆弱性都将耗资不菲。但在全球日益碎片化且合作关系不断恶化的当下，这是它们必须承担的成本。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6；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兼前院长，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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