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工业化是一个经典研究议题，研究者众多，且对于工业特别是与农业相距较远的工业是否应该进入乡村，多有争议。聚焦这一长时段中工业酝酿、发育、成长乃至衰落的生命历程，对它在乡村的生存形态和组织行为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行考察，探讨它何以在城市大工业和农业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顽强生存，不但有助于认识工业聚集和扩散的规律与趋势，而且还可以对事物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对当下它所产生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理解。
历史地看，工业在中国乡村的经历并不简单。工业化的进程十分漫长复杂，大约经历过家庭手工业、社队工业、乡镇企业工业、民营工业四个阶段。其中乡镇企业工业承前启后，既不同于原初形态的家庭手工业，也已脱离农产品加工和农机生产制造，而是向着城市大工业延伸出的加工业发展，之后又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发展。
纵观这一历史过程，国运国策的变化在其中的深远影响，成为乡村工业兴衰的必要条件，否则在某些阶段就不会发生工业忽而突飞猛进，忽而又偃旗息鼓的状况。但如果没有乡村发展需要打开“农工相辅”微观空间的内在需求，宏观机会仍会从手边溜走或者得而复失，所以可把乡村的内在需求看作一个补充进来的充分条件。这在本文重点关注的乡镇企业发展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
乡镇企业所代表的这一轮工业化，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落脚在乡村，对应着与城市完全不同的乡土社会环境，形成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微观城乡关系和制度条件，因而忽视其中任何一方都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一般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体两面。若从城市角度看问题，便是城市工业扩散成就了乡村工业化；但若从城乡互动的角度看问题，工业下乡不仅是城市工业辐射或外扩的结果，也是乡村利用政策“请”工业进入的结果，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乡村工业对城市工业的反向拉力，发生了资源由城市向乡村的逆向流动。城乡工业分割的局面因乡镇企业的突飞猛进而被打破，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反映出改革的基本逻辑，即用新的增量财富来摆脱旧的国家计划控制。
从城乡互动关系的角度看，虽然这一时期乡村工业的发展的确离不开城市工业的支持，特别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乡村工业化开了两个政策口子：一是将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逐步由社队企业加工；二是城市工厂要把一部分宜于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支援设备，指导技术。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实施政策，城市工业并没有发挥好这种作用，因而如果认为是城市工业扩散成就了乡村工业化，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是乡村挖了城市工业的墙脚，否则就不会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那一场大争论，最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方得以化解。一位乡镇企业家曾这样描述道：“老虎称大王，猴子照样跳。”这也间接说明，工业下乡的主动权在乡村一方。
当然，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乡镇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它之所以为体制改革和国家意识形态所接受，并且在制度上被加以肯定和推广，是因为这支建立于社队企业基础之上的队伍，在严格的计划经济环境下开辟了一小块早期市场经济的新天地，最终迎合了改革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使这些本质上反计划经济的改革行动获得了成功。
仔细思考它的发展路径，恰好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研究视角，那就是：乡镇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不在于它最能利用市场机制，而在于它最能摆脱国家计划控制；不在于它最能接受城市工业辐射，而在于它最能利用城市改革难以推动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价格双轨制所引发的体制内诸多层面的双轨制，为体制外的增长提供了竞争性条件。它所提供的机会结构是，竞争性增长既稳定住了存量，让旧有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又使得新的增长加大了增量部分，让新的市场改革试验得以进行。这就让我们不能单从城乡静态关系的角度，而需要从城乡互动的角度看问题。
在这个视角下，经典工业化理论对于乡村工业化的研究尚存在缺失：其一，将工业化和城市化视为一个过程的两个面向，所以主要从城市的角度考量工业化，缺少从乡村一方看问题的视角；其二，将工业化首先看作经济变迁过程，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考量其效益成为合理的思路，缺少从社会层面考虑其社会过程；其三，将工业化看作城市工业扩散及工业下乡的过程，缺少对乡村“请工业进村”动力的考量；其四，从农业“过密化”的被动视角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缺少对农民自主寻求“增长”的非农化思考。
填补这些缺失，需要从“乡”一方或者说不能不从“乡”的角度考虑问题。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表达的，以乡村作为社会本位是中国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思考与实践，在今天关于什么是工业化的讨论中应该获得新的理解。
从“乡”的一方看问题，工业的适度发展、农业的持续、乡村的利益、农民的意愿和参与等，才会成为问题的核心，而其中农民问题更是核心中的核心，与农民问题直接关联的农民生计和就业、农村社区发展、工农互补问题，更是乡村工业化的关键议题。
当然，讨论这一议题，离不开农民、社区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似乎是一个极其一般的或者常规性的思路。但是，将分析的重心落在何处，却事关重大，不同的落脚处往往引出完全不同的理论和视角。
本研究把乡村社区作为微观视角的窗口，提出一些不同于宏观视角的基层视角和问题。就乡镇企业的起落而言，虽然宏观制度条件的变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工业与乡村结缘背后却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
那么，从“乡”一方的视角来看，工业何以与乡村结缘，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制度逻辑呢？
（一）历史传统和结构空间逻辑：农工相辅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在中国乡村的崛起，不可否认得益于工业化的制度演进为它打开了一扇窗口。但其之所以成功，从根本上说主要不是因为政策开有口子，也不是因为农民天生会钻空挣钱，更不是因为城市工业需要寻找更便宜的加工点，而是因为农村经济中一直存在一个“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空间。一部完整的乡村工业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空间的拓展史。
不幸的是，在农业时代地少人多的条件下，农工相辅的结构空间并不大，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向农业和乡村以外拓展的可能性就更小。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生存空间以及不断拓展它的需要，国家才不得不调整经济战略和政策，从而在工农业之间以及城乡之间重新分割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即打破这种结构空间束缚的一场变革。它至少拓展出两个新的空间，用以破解“内卷”问题，其中一个是非农化和乡村工业化，另一个是紧随农村工业化，人口开始向发达地区和城市（镇）流动，从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这个空间的打开，有着重要的变革意义，以此作为基础结构框架，才有可能实现适度工业化，开拓乡村的合理发展空间。
（二）利益最大化逻辑：无工不富
这一逻辑源自上述“农工相辅”的历史遗产，虽然乡村工业在城市工业战略主导下萎缩，但这一遗产顽强延续至社队企业乃至乡镇企业。
在工业得以成规模地进入农村后，工农业收益“剪刀差”所产生的比较利益才促使农民放弃农业。农民不愿意固守农田，分田到户时期的种养大户已失去赚钱示范作用，农民“羡慕其收入，不羡慕其工作”。而为农业服务的加工业的需求和赚钱效益并不比农业强多少。因此，依靠非农化增加家庭收入，使得非农工作机会的吸引力超乎寻常，农民个人和家庭更实际地考虑向非农转移。
“无工不富”自然成为非农化的合理逻辑。以往人口与土地相比“过密化”产生的农业挤出效应或城乡推拉学说，是解释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经典理论。现实情况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劳动力非农化加剧时，农地抛荒与劳力非农化同时发生，人口与土地相比“过密化”的推断，其解释力受到质疑。
有学者早在研究原初织布业时就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对农民来说，“织布业却是利益远高于耕田的非农就业。江阴就一度有所谓荒田织布的情况发生。这些情况说明，在清末民初，一些土布的织布区的兴起并非农民过密化行为的结果，而是农民追求最大利益的非农就业的结果”。这个从原初织布业实践提出的看法，仍然部分适用于解释乡镇企业时期工业化的动力所在。
从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苏南来看，人地矛盾无疑是将剩余劳力挤出农业的某种力量。但是几乎从工业进入乡村开始，就出现了农地抛荒与非农化同时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便剩余劳动力被挤出了，人地矛盾减弱了，也没人愿意种地。这说明追求“增长”、实现利益最大化，才是农村工业化最大的动力机制。在有条件接触城市工业的地区，集体或合伙合作办厂，“请工业进村”，也就成为那一时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首选。
《质性研究：
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张静 赵世瑜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1月
（本文摘自《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编辑：许瑶）
216.73.216.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