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波明
整理｜朱弢
翁永曦在2026年1月27日过世，我感到很遗憾。他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算是风云人物，后来他也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
翁永曦，经济学家、企业家，2026年1月27日去世。
我最后一次见到翁永曦，还是在2019年。当时，《财经》推出独家系列专题：“《我们的四十年》——致敬中国改革开放”，邀请参与或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决策和发展的当事人，一起回顾改革历程，展望未来。
这个专题的第一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起点》，第二集就是《农村改革：在希望的田野上》。当时我邀请了翁永曦来参加讨论，他正是那场改革的亲历者。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近10亿人口中，有8亿生活在农村，有这么多人种粮食，居然还是养不饱城市人口，买粮食还得用粮票。翁永曦说，当时农村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大伙儿绑在一起干活；二是农业生产效率很低；三是普遍的贫困，每人一年平均大约有350斤口粮，这些粗粮经过加工后只有80％的商品粮。
所以改革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解决人们吃不饱饭的问题。
1978年冬天，一群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偷偷签下“生死状”，摁下血手印，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他们知道，这在当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掉脑袋”的。但他们更知道，再不改变现状，就活不下去了。
1978年春，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私下签订的“生死状”。（资料图）
就在小岗村悄悄分地的几乎同时，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里还明文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听说一个生产队把土地分到家了，老百姓积极性高，起早贪黑地蹦高干。他就觉得可以试一试。但当时毕竟“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帽子还很吓人。
一个现在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当年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1980年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一部分省委书记坚持仍然是人民公社集体化，一部分就说可以搞“包产到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和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发生争论，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新华社记者以此为标题，进行了报道。这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两种思想，两个心态。会议最后产生了一个文件，没有全面松绑，但是把一部分地区放开了。
翁永曦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开始参与到农村改革中去的。1979年，在内蒙插队十年后，31岁的翁永曦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农民报》任见习记者，刚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当时的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杜润生看中，调到了农委研究室工作。
在杜润生等人的支持和领导下，1981年2月，在北京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悄然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下称“发展组”）。这个主要由在校大学生和翁永曦这样的年轻人组成的小组，在后来的农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一年暑假，他们到安徽调查，基本共识是包产到户很好，并形成一个报告上送。当时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看完后认为，报告把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说清楚了。其后在各方力量推动下，1982年1月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被合法化了。
1982年，杜润生在“发展组”的基础上，推动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有一天，杜润生找翁永曦谈话，说要给农研室选一个副主任。副主任是什么概念？就是副部长了，因为农研室当时是部级单位。后来杜润生决定投票选出副主任，好些人就投了翁永曦。这意味着，当时可能连处级干部都不是的翁永曦，一下子变成副部长了，跨度太大了，他就想自己才30出头，怎么忽然变成副部长了，还推脱了一下，杜润生就找他谈话，说“既然大家投票都投你了，那你就来干”。
在杜润生的带领下，翁永曦这帮年轻人为此后的农村改革打下了基础，参与起草了连续五份“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
至于翁永曦本人，则命运起伏。他曾经年轻得志，身居副部级。但后来因种种原因，他被调任安徽凤阳当县委书记，照样干得风生水起，推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大力发展当地的乡镇企业。虽然后来他下海经商，但我知道，他从未放弃对农村问题的思考，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和研究“三农”问题。
今天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枪是从农村打响的。从“包干到户”开始，一系列改革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吃饱饭。在翁永曦的印象中，分地的当年，小岗村就实现了粮食产量翻番，交完公粮后解决温饱有余，第二年就可以卖余粮，第三年很多农民开始盖新房。“一年吃饱饭、二年卖余粮、三年盖新房”成为小岗村等实行包产到户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短短几年间，改革迅速取得成效。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3.048亿吨，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073亿吨，六年间平均递增4.9％，是1949年以来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农民终于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
1984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而这背后是亿万农民的敢闯敢干的朴素精神，是一批像翁永曦这样“懂农村、爱农民、敢担当”的改革者的顺势而为，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在跟我交流中，翁永曦讲过：“说一千道一万，顺了农民的心是最核心的一条。”这句话，我印象深刻。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曾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日子，经历过每月挣30块钱的收入水平，经历过每个月只能吃二两肉的票证时代，经历过一年只能换一身衣服的紧缺生活。这种经历与改革开放后今天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反差。
现在看来，从农村改革使得人们能够吃饱饭，到后来又通过建设经济特区、允许私营企业发展、推动价格改革、分税制改革等重要举措，再到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创立资本市场到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商业银行体系，从打破国企垄断到房地产市场改革，从开放企业经贸权到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再到人民币汇率机制并轨，这才使得中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
我经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在这40多年里驱动了中国发生这样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释放出这么大的发展动力？
这些重要改革最终能够在现实中落地，要归功于当年邓小平的“两论”。一个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一个是“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
回顾40多年前的农村改革，以及当时引发的争议，说明当时的决策层没有一开始就想好路，而是选择“让农民试一试”，让人们用脚、用手、用命蹚出来一条可行的道路。像翁永曦这样的一批年轻人，并没有什么资历，就能够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也恰逢当年“迫切改变现状”“什么都允许尝试”的改革氛围。
当下，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农村改革还没有结束，包括农村资本的盘活、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就此来看，改革从来没有终点，而是一个永不止歇的进程。
现在，翁永曦离世了，而他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精神，永远值得被铭记。
（王波明为《财经》杂志前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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