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基辛格顾问公司的美籍副主席乔舒亚·库珀·雷默创造了“北京共识”一词，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框架。当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内部对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北京共识”抱有相当大的怀疑。
时间到了2007年，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先是美国次贷危机，接着是欧债危机，世界期待中国挺身而出，而中国也确实以2009年著名的4万亿元人民币财政刺激方案作出了回应。那一刺激措施释放了长达十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而从2016年起，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则标志着，一个充满激烈地缘政治竞争的新时代拉开序幕。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怀疑“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发展模式，即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法治与民主是否适宜。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甚至连发达国家也提出了类似质疑。2011年，德国启动了“工业4.0战略”，以实现“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中国紧随其后，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产业政策竞赛，以追赶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随着保护主义迹象日益显著，中国关于产业政策的话语转向了“双循环”和“高质量发展”，包括聚焦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替代性能源、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
同时，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其绿色发展与碳中和努力也已初见成效，碳排放趋于平稳，甚至可能开始下降。
另一方面，自2007年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一直难以找到一个自力更生的新发展模式，因为它们无法为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足够的全球资金，而用于应对气候变暖的官方援助则更少。尽管碳市场被经济学家长期吹捧为碳排放定价的市场解决方案，但该方案仍然主要存在于欧美，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碳信用。随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关税、制裁和美元武器化日益显著，全球南方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可能提供了一种符合它们愿景的、现实而务实的替代性发展模式。
诚然，技术或许是摆脱贫困的一条出路，但即使是技术也已经被武器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续警告债务危机并呼吁加强财政纪律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需要一条摆脱其发展陷阱的新出路。于2015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到2030年实现围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与人类福祉的17项目标。这似乎是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确道路，但是目前仅有18%的目标有望如期实现。这主要源于资源的匮乏和执行能力的不足。随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损害出口市场，全球南方国家更加接纳中国呼吁的新发展范式与国际新秩序。
近期在香港参加一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的全球影响的国际会议时，听众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新发展模式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正专注于成为下一个电力驱动型经济体，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加持下，弥补劳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同时中国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正建立一个自立自强以抵御外部威胁、以绿色能源为动力的新产业基地，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相连。中国仍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持开放，因为新阶段的“走出去”将不再主要由国有企业驱动，而将更多由中国民营企业推动。
中国内地专家对“十五五”规划颇具信心，认为到2035年中国将能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约4%至4.5%的增长，这主要是考虑到人工智能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才刚刚开始普及，且城镇化率仍为68%，远低于发达经济体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但其经济基数已更为庞大。因此，能够以2倍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意味着中国不仅将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经济巨擘，也将成为一个日益崛起的金融强国。
随着发达国家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这种外部压力反而会促使中国国内舆论凝聚为一种新的“北京共识”。共识的形成，总是源于现实与经验的土壤。倘若成熟市场正通过加征关税日益自我封闭，中国就必须探寻新的前行路径。而恰逢此时，全球南方国家也迫切需要新的市场、投资来源、资金，以及切实的经验，以应对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这是基于相互之间的需求而形成的匹配：拥有年轻人口、丰富自然资源且怀有迈入中等收入行列雄心的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刚刚走出中等收入、正向高收入水平迈进的新阶段恰好契合。随着中国迈向消费升级以及内需驱动型增长，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原材料及廉价商品的进口需求将会增加。与此同时，鉴于全球南方国家也需要就业机会，中国将把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这些新兴市场，从而使各方都能沿价值链向上攀升。
这与其说是一种“北京共识”，不如说是一种“全球南方共识”——旨在面对特朗普政府单边瓦解全球秩序之际，寻找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在构建全球新秩序的规则中拥有话语权，而非接受丛林法则。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景并无谬误，但执行成效却不佳。因此，新的共识较少聚焦于意识形态与理论，而是更重视在复杂世界里存活与发展的实用指南。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顾欣宇；编辑：袁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