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
[美]杰伊·温特 [以色列]伊曼纽尔·希文 编
吴霞 译
译林出版社
2025年10月
要想理解拟亲属家庭在战争余波中的付出，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战争剧变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首先，参军入伍的号召带走了主要的劳动力，无数妇女、老人还有儿童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农活。接下来，便是多年的分离。对于那些因伤退伍或期满复员的幸运者来说，他们虽然要拖着衰弱的身体归家，但总算是结束了漫长的生离。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生离已然成了死别，等待其家人的是成为寡妇或孤儿的悲惨命运。
尽管战争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但它并没有破坏既有的婚姻模式与生育趋势。为了规避寡妇或老姑娘的贫困与边缘性境地，妇女们调整了自己的婚姻模式，所以20世纪20年代的结婚率并不比战前低。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强了家庭生活的力量，强化了婚姻制度，并对家庭津贴的提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在20年代，即便人们面临着战争带来的死亡威胁，家庭关系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也就难怪战争最初是以家庭历史事件的形式被人们所铭记。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家庭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交融在一起。通过家谱学研究与家族故事的重述，人们不难发现，战争至今都是大众历史的一个生动片段。
我想通过几段家族史记述来说明这种强大的纪念框架。第一段来自1975年出版的《骄傲的马》，皮埃尔·雅克-埃利亚斯著，回忆的是布列塔尼的乡村生活。对雅克-埃利亚斯来说，战争引发了一系列世俗问题。他记得有人将父亲服役时穿过的衣服拿给他。为此，他（和一些人）又欠了战争一笔债，一笔本可以避免的债。据说，战士们从战壕里把虱子带回了家。日复一日，我们不得不与其进行残忍的搏斗。对于习惯将头发理成寸头的男孩们来说，这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可怜的小姑娘们就倒了霉，每当母亲在清晨精神充沛地为她们梳头时，她们都会哭哭啼啼。一旦黑色的虱子掉在了她们准备好的白盘子上，她们就会用大拇指的指甲将其一只一只地碾碎，化身成“捕虱小能手”。而我们，就这样继承了父辈们的麻烦。
雅克-埃利亚斯还发现了战争的另一个意外影响，这个影响更为持久，是战后一代人在举止方面发生的变化。在战前，家庭成员间很少在公开场合亲吻，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最初两年内的损失是令人震惊的。许多家庭遭到毁灭，勇士们过着不幸的生活；人们开始阅读报纸，而报纸却加剧了人们的悲伤，等待变得更加漫长；战士们探亲归家，却又立刻重新出发，而死亡就在附近——所有的一切都拉近了人与人间的距离。一旦英雄们凯旋，人们就会立刻展露自己对他们的情感；这已然成了一种新的习惯。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家庭成员需要在许多方面适应战争带来的后果。家庭纽带被微妙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自1914年以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语言便有了一项隐形议题：只有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才能懂得隐藏在那些热情姿态背后的紧张与不安。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故事的一个关键因素。战争以其暴力的、压倒性的力量给人们留下巨大创伤。而讲述战争故事，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通过出版印刷，都是将创伤转化为可承受的不幸的一种方式。这样做可以阻止那些亲历者瘫痪在伤痛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可以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节奏，继续前行。
所以，通过讲述故事而进行的纪念是一条痊愈之路。纪念——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家庭之间——都提供了一种与战争共处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家庭叙事，也就是那些突出战争破坏力的故事脚本，无论发表与否，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些战士自己著书撰文。1919年，来自普罗旺斯的造桶匠路易斯·巴萨斯将自己在前线的见闻集结成了一部游记。1978年，他的家人将其出版。还有的将士直接成了小说家，使用着一些看似直白实则意味深长的叙事手法。罗伯特·格雷夫斯在其1929年出版的战争小说《向一切告别》中就以这样一个场景开篇：在伦敦的温布尔登公园，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斯温伯恩正注视着躺在婴儿车中的作者。我们且不论此事是否属实，但该场景的确展现了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初级步兵军官是如何在一种家庭性框架下展开叙事的。
另一组家庭故事也许可以证明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1991年，加拿大作家大卫·麦克法兰出版了《危险的树：回忆、战争和找寻一个家庭的过去》。该书是一部以主人公的侄孙视角讲述的家庭史，却在《康边停战协定》签署多年后才得以出版。这恰恰也是它的意义所在。因为它讲述的正是一个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普通家庭的生存与死亡。
其故事大致如此：1914年，纽芬兰地区仍属英国殖民地，而古德伊尔一家则是当地对英国最忠诚的爱国家庭之一。他们住在1906年建立的大瀑布镇，那里专营木材加工业，主要为伦敦地区供给出版用纸。路易莎·古德伊尔和乔赛亚·古德伊尔夫妇共育有七个孩子，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其中，五个男孩参了军，年纪最小的女儿凯特成为一名护士。
古德伊尔家有三个男孩死于战争。在战争爆发时，雷蒙德·古德伊尔只有17岁。他两次跑去从军，两次被父亲找回。之后他又去了一场新兵招募会，而他的父亲乔赛亚恰巧是主讲人。“父亲，现在我可以入伍了吗？”他公开提出要求，并终于听到了想要的答案。1916年10月，也就是在纽芬兰兵团服役三个月后，雷蒙德在伊普尔附近被飞溅的弹片击中身亡。
一年以后，他的兄弟斯坦在向比利时朗厄马克附近的部队运送军需品时遭遇炮弹袭击身亡。第三个死去的是长兄赫德利，他是多伦多大学的在读学生。1918年，他加入了加拿大第102营，并前往索姆河服役。8月7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的双眼注视着明天，我的心中满怀着对人类的希望，我的脑海里浮现着一个新的世界……明天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我会为了自由而战，和数以千计的其他士兵一样。因为在自由岌岌可危时，生死将变得无足轻重。
第二天，赫德利所在的分队的确参与了一场重要的战役。据官方文件记载，该分队中有110位战士在遭遇战中牺牲，而赫德利就是其中一员。事实上，他比官方记载多活了一个礼拜，但最终还是因为一个错误丧了命。在绍纳附近的战壕中，他与两位澳大利亚士兵分享了一根火柴，而火柴的火光却成了他在这个世上看见的最后景象：他被一名敌军狙击手击中头部身亡。
另外两位古德伊尔兄弟幸存了下来。乔·古德伊尔因大腿受伤而退伍返乡。肯·古德伊尔也一样。后来，他们都再次入伍，服役于苏格兰的纽芬兰林地部队。就这样，五位身着制服的古德伊尔兄弟都成了战争的受害者。
凯特·古德伊尔也穿上了制服——她是渥太华圣卢克医院的一名护士，负责照顾受伤军人。在她还不知道哥哥们的遭遇时，她曾护理过一名19岁的二等兵。这名二等兵失去了一条腿，却因病房内空间不足而被安置在走廊里。他无法入睡，只能向凯特求助。当时能使用的只有一间单人病房，而根据规定，士兵是无权入住单人病房的，但凯特做出了违反规定的决定。为此，她不得不面对护士长和主管的勃然大怒。在被劈头盖脸地狠狠训斥一顿之后，凯特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我也有哥哥……我的哥哥们正在国外打仗。可我并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处、境况如何，我也帮不到他们。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将竭尽全力做自己能做到的事。因为我希望有人也能这样对待我的哥哥们。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只要我还在这个医院里工作，只要这个医院还有一张空的病床，那么就不会有一名士兵在过道里过夜。我不同意。即便是要我自己肩扛手抬，我也会把他们送到楼上的单人病房去。”
那一次，规矩让位于同情心。50年后，一位侄子回忆了这个经典的家族故事。而这个故事也被反复讲述，不仅是为了教育年轻的一辈，也是为了重温故事发生时的激昂氛围。
对于凯特·古德伊尔和家庭里的其他幸存者们来说，战争并未在1918年结束。70年后，泪水依旧时常意外地夺眶而出。对于她以及数百万像她一样的人们来说，其家庭是由那些逝去的人们来定义的。就如她的侄孙写的那样，每一年，在那三个生日还有公开的纪念日里，能被纪念的事物：
并不存在……战争将一切毁于一旦。到了1917年，那些优秀的人都已经亡殒或者在劫难逃。人们只能凭空猜测，如果他们没有死，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战争使他们留下了许多未尽之事：刚刚构想出的事业、启动了的计划、研究出的路线、宣布了的任职。但是，一切都戛然而止。
古德伊尔家的三位男士只给家人们留下了几张照片、一两封信件、若干经常被人复述的故事，以及与日俱增的空虚感。战争之后，这个家庭再也不复从前。有什么东西被从心底抽走了……不知怎的，错误的组合留存了下来……再无可能重获平衡。
这个故事——有关一个家庭在战争中的转变——流转于大西洋两岸无数的客厅与厨房。人们通过家庭聚会、书信往来、照片还有故事来叙述这段经历。它不仅饱含悲伤，也鼓励人们更好地活下去。在这里，讲述成了纪念工作的核心。
（本文摘自《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