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1月30日举行的一次全民公投中，瑞士选民否决了一项针对超级富豪征收新税的计划。
这项提案是由瑞士极左翼的“青年社会党”提出的，拟对超过5000万瑞士法郎（大约相当于6215万美元）的遗产与赠与征收50%的联邦税，旨在筹集资金应对气候变化，但在参与公投的选民中，超过80%投了反对票。
“常识占了上风”
超级富豪（Ultra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英文首字母缩写为UHNWI）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定义。在全球和欧洲范围内，最常见的是由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瑞银集团（UBS）等财富管理机构使用的定义：基于可投资资产，超级富豪通常指拥有至少3000万美元（或等值货币）可投资资产的人士，可投资资产是指不包括其主要住所、收藏品和其他私人财产的资产。
但在瑞士，超级富豪的门槛是5000万美元。
瑞士“青年社会党”提出的征税计划仅仅影响2500人，只占瑞士总人口的0.03%，但反对者担心这将颠覆瑞士作为低税天堂的声誉。
首先，瑞士联邦政府极力反对这一计划，称这将损害瑞士作为国际流动财富稳定避风港的吸引力。
其次，瑞士除了左派政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强烈反对这一计划。他们警告说，计划一旦实施，富裕人士可能会大规模外逃，这将打击所得税收入，从而抵消任何税收收益。
确实，有一些企业家威胁说，如果瑞士推行这一税收，他们将移民。这些企业家包括滚装列车巨头施泰德铁路（Stadler Rail）的拥有者、瑞士最富有的人之一彼得·斯普勒（Peter Spuhler）。
这一提案最初被起草为具有追溯效力，但这一追溯力条款引发了商界团体和税法律师的强烈反弹，随后被放宽。
瑞士私人银行隆奥银行（Lombard Odier）管理合伙人弗雷德里克·罗沙（Frédéric Rochat）表示，这一投票结果表明“瑞士的常识占了上风”。罗沙说：“瑞士人民希望本国的政策保持稳定且可预期。他们拒绝低俗的民粹主义。”
瑞士毕马威（KPMG）的税务专家菲利普·祖恩德（Philipp Zünd）也高兴地说：“瑞士选民巩固了瑞士作为稳定商业中心的声誉。”
分析人士指出，瑞士是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和富豪避风港，高额遗产税可能导致超级富豪和家族企业“用脚投票”，将资产甚至人本身转移到税负更低的国家（例如迪拜、新加坡），最终反而会减少整体税收收入。
逾80%的反对票被外界解读为，瑞士选民明显倾向于维持现行的低税负模式和联邦分权税制（目前遗产税主要由州一级征收，且税率各不相同），以保护其作为稳定商业中心和家族企业基地的声誉；选民也对激进的财富重分配措施保持高度戒心，优先考虑维护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税制稳定性。
这次投票结果，再次向全球表明了瑞士在“公平课税”与“维护富豪资产吸引力”之间，选择了后者。
瑞士为何成为“吸金石”？
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瑞士一直是境外财富的首选归宿。
根据瑞银（UBS）的一项研究，瑞士每百万人拥有超过九名亿万富翁，是西欧平均水平的五倍多。
瑞士还为富裕外国人提供优惠的税收规则，允许他们在不必完全申报自己拥有的资产的情况下缴税。
瑞士之所以被超级富豪所青睐，稳定和中立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瑞士自1815年以来一直保持政治中立，避免了战争破坏，成为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等会议的举办地，吸引了全球的资本和人才。
瑞士的税收制度也是该国成为全球财富“吸金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瑞士有着州级税收竞争（Cantonal Tax Competition），这是瑞士税收政策最独特和最关键的特征。瑞士是联邦制国家，各州（Cantons）和市镇拥有高度的财政自主权。各州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自行设定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净财富税的税率。为了吸引富豪和企业，州与州之间（如苏黎世、日内瓦、楚格、施维茨等）形成了激烈的税收竞争。超级富豪们也可以根据资产、收入和居住地选择税负最低的州或市镇居住。
其次，瑞士专门为外国富豪设计了极具吸引力的税务优惠，即一揽子支出税（Lump-Sum Taxation），其运作机制是：新迁入瑞士的外国富豪（通常是高净值人士）可以与地方税务机关协商，选择不按其全球收入和财富征税，而是根据其在瑞士的年度生活开支，或其在瑞士租金价值的数倍来计算一个“虚拟收入”，并以此为基础缴纳一笔固定的、年付的税款。无论富豪在全球赚取多少收入，他们每年只需支付这笔固定的税款。这极大地简化了税务申报，并对那些拥有巨额海外收入和资产的超级富豪构成了巨大的税务优惠。
第三，瑞士是少数仍在征收净财富税的国家之一，但这却是其吸引力所在，因为其税率由州和市镇设定，通常远低于欧洲历史上曾经实施的财富税。尽管瑞士有净财富税，但由于其税率相对较低且透明可预测，超级富豪宁愿支付可控的财富税，也不愿承担高额且不可预测的遗产税或更高的所得税。
在全球范围，瑞士并非是对超级富豪最友好的国家，因为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某些特定税种上做到了“零税负”，被称为“避税天堂”，但瑞士的低税负、政治经济稳定、高质量生活的独特组合，却是纯粹的“避税天堂”无法比拟的。
瑞士因为这种独特组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虽然瑞士牺牲了在全球收入上直接征收高额税款的机会，但换来了巨额的资本流入、金融服务业的繁荣、高附加值的就业以及间接税收。瑞士政府和选民认为，吸引富豪带来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直接对他们征收高额累进税款可能导致的资本外逃损失。
保守务实的瑞士选民
相比起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瑞士的民主制有更多的直接民主成分，经常就某些议题举行全民公投。
政治学者们通常认为，间接民主比直接民主更能保护私有产权和富人的利益。间接民主即代议制，选民在议会选举中选出议员，由议员代表他们做出重大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决定，这种代议制通过精英政治和专业立法，确实更容易抵御“多数人的暴政”，从而更好地保护少数人（包括富人）的产权。
那么，为什么瑞士的直接民主也能比较好地保护私有产权和超级富豪的利益呢？
学者们指出，瑞士的直接民主之所以也能比较好地保护私有产权和超级富豪的利益，并非是“直接民主”的固有属性，而是瑞士特殊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的结果。
瑞士的直接民主并非没有制衡，相反，瑞士的全民公投存在着结构性的制衡，即公投有门槛与时间差，其设计使得激进的提案难以通过。
在进行联邦级别的宪法修正案公投时（如针对遗产税的提案），不仅需要获得全国选民的多数，还需要获得大多数州（Cantons）的多数支持。州往往代表了地方和少数人的利益。这就是“双重多数要求”（Cantonal and Popular Majority）。
在前面提到的11月30日的公投中，超级富豪遗产税提案不仅被逾80%的选票所否决，也被所有州否决，便体现了这种“双重多数”机制对激进变革的强大阻力。
此外，全民公投从收集签名到最终公投需要数年时间，这给反对遗产税的势力（包括政府、政党、商界）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和游说，从而降低了选民在情绪冲动下做出激进决策的可能性。
地方自治与税收竞争也是阻止激进提案通过的另外一个闸门。
瑞士实行联邦制，各州拥有高度的财政和税收自主权，这种竞争机制使得任何一个州如果税率过高，富豪都可以轻松搬到隔壁的低税州。地方政府（州和市镇）深知其财政收入依赖于吸引富人和企业，因此在公投中，他们有强大的动机去反对任何可能导致资本外流的提案。
瑞士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倾向则是拦截激进提案的大网。
瑞士居民的人均财富很高，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股票和养老金。他们对任何可能影响资本、财富和资产价值的激进税收提案都抱有高度的警惕和保守态度。他们害怕“富豪税”会是某种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的开始，最终会波及中产阶级的财富。
瑞士文化总体而言偏保守务实，高度重视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选民普遍认为，保持低税率和吸引国际资本对国家整体经济（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是长期有利的。
在瑞士的直接民主中，商业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可以直接参与公投辩论，并投入大量资金，以影响选民。
在超级富豪遗产税的案例中，瑞士商界便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宣传，强调税收可能带来的“就业损失”和“资本外逃”的风险，这些论点往往比抽象的“社会公平”更容易说服保守务实的选民。
不同的取舍
瑞士的这次全民公投，正值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府对待高净值人士的方式出现巨大分歧之际。
一方面，瑞士的地位如今正受到其他低税收中心的威胁，这些地区正通过慷慨的税收优惠，以吸引富裕的个人和家庭。
例如，迪拜、阿布扎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正以税收优惠和宽松监管来吸引单一家族办公室（Single-family offices，英文首字母缩写为SFOs）。单一家族办公室是专门为一个超级富裕家庭管理其所有资产、投资、慈善、税务和遗产规划的公司或部门，这是全球超级富豪喜欢的私人投资工具。与之相对应的是联合家族办公室（Multi-Family Offices，英文首字母缩写为MFOs），即为多个非关联的超级富裕家庭提供服务的公司或部门。
中国香港在2023年估计约有2700家单一家族办公室，它的目标是在2025年底之前再吸引200家单一家族办公室。
另一方面，在瑞士否决这项超级富豪遗产税提案之际，欧洲其他国家却对富豪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征税措施。
在英国，执政的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不久前在其秋季预算案中，提出了对价值超过200万英镑的房产征收豪宅税。此前，里夫斯还废除了允许富裕居民出于税收目的而在英国境外设立住所的“非本土居民”（non-dom）制度。
在意大利，政府也加大了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将其针对外籍超级富豪的统一税（flat tax）提高了50%。
在法国，虽然议会最近拒绝了左翼提出的一项对资产超过1亿欧元的家庭征收财富税的要求，但法国社会党如今正在起草新的计划，要求富裕个人向政府出借资金。他们表示，这项措施将针对收入超过100万欧元且净资产超过1000万欧元的人士，预计可筹集高达60亿欧元。
显然，税率过高会导致富豪和资本逃离（效率损失），但福利支出不足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公平损失），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待超级富豪的不同税收政策，恰恰反映了他们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艰难的权衡和不同的取舍。
（作者曾在英国多家知名媒体担任资深记者、编辑。作者微信公众号：魏城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