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宏福苑大火，是一场让人几乎无力细数的公共安全灾难。高温与浓烟吞噬的，不只是八座住宅楼和近百人的生命，而是一整套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安全叙事：我们习惯相信法例齐备、程序完备，直到火势沿着外墙一路攀升，才发现所谓的保障原来可以在关键一夜同时失灵。与此同时，当超过十亿元的善款在一两天内由企业、基金会与社会各界源源流向灾民，这场火也罕见而清晰地显影出香港社会的另一面：高度动员的社区能力、企业和基金会的制度化响应，以及“社会责任”从PPT走向街区的真实实践。悲剧的现场，既有暗，也有光，而真正考验这座城市的，是能否在凝视阴影的同时，学会把转瞬即逝的光，沉淀成不再重演悲剧的制度与文化。
从“可避免的人祸”看见制度阴影
事后信息越来越清楚：这不是一场无法预防的天灾，而是一场在“有规无行”“有警不理”的环境中酿成的“可避免的人祸”。
宏福苑并非偏远乡镇的违建，而是一组屋龄四十余年的成熟屋苑，事发时正进行历时多年的大维修改造工程。这种大维修改造，本来是为了让旧屋苑更安全，却在宏福苑变成一整面高空“易燃外衣”：竹棚、塑胶围网、防水帆布、发泡胶板层层叠加，几乎为火势设计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工程公司负责人被拘捕，警方直指严重疏忽，业界更毫不犹豫地把这场火归类为“本可避免”。
更令公众愤怒的是，围绕棚架、防护物料安全的争议，并非火灾发生后才冒出来。过去几年，公众、工程界人士和监察组织多次就阻燃标准、偷工减料、易燃物料封窗等问题向相关部门发出警告，也点名提到个别屋苑的隐患，但换来的，多是含糊其辞的回函与“已按程序处理”的官样文章。换句话说，风险是被看见过的，只是被系统性地忽略了。在这套运作逻辑下，“监管”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文件审查：证书齐不齐、报告交没交、表格有没有盖章。真正关乎生死的现场情况——工地是否禁烟、围网是否偷换、发泡胶有没有乱封窗——反而成了“业界自律”的范畴。而当有专业人士和居民事前多次发出书面警告，从用料到消防隐患都提出质疑，却没能阻止工程按既定方式推进，说明问题不只是偶然疏忽，而是一种制度性惯性：只要表面的手续齐全，真正的风险就可以继续被“视而不见”。
大火还撕开了另一层长期被淡化的现实：在一个高度高楼化、快速老龄化的城市里，一旦发生极端事件，最先被推到绝境的，往往是那些移动缓慢、资源有限、信息不灵通的人。宏福苑的住户结构中，长者和中低收入家庭占了很大比例，许多遇难或受伤者，是长期担心工程安全、却缺乏话语权和选择能力的居民。当外墙火海在几分钟内成形，浓烟涌进楼梯间和走廊，沿楼梯有序疏散这种指引，在现实中几乎失效。与此同时，在起火初期，很多居民并未听到清晰的警铃提示，只能靠手机短片和亲友电话判断局势——这意味着，香港在楼宇警报、信息通报和高危群体预案上的欠账，其实远比我们以为的要重。
信息系统的失灵，更放大了这种无助感。火灾发生后，官方热线一度打不通，失踪者名单分散在不同渠道，家属在绝望中反复拨打电话、刷新新闻，仍然得不到确切消息。最后，是市民自发建立的“报平安表”和网络地图，在混乱中勉强织出一张信息网。这种“民间自建系统”的能力固然可敬，但它所折射出的，是公共资讯基础设施的缺位——在最关键的几个小时里，市民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不只是救护车和消防车，还有准确信息与有人负责的承诺。
当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这场被形容为“世纪大火”的灾难，迅速升级为一次检验治理能力与政治担当的大考。高层到医院和庇护中心探访、慰问家属、下令彻查，中央发出慰问，要求妥善善后与调查，这些都是必要的第一步。但真正考验这座城市的，是这一步之后会走向哪里。如果事件的结局，只停在“承建商要负责”、“个别官员要检讨”，而不触及工程审批的制度设计、跨部门协调的实际效能、以及长期习惯于“出了事再补洞”的政策文化，那么无论捐款多慷慨、道歉多诚恳，这场火都只会成为香港事故清单上的又一个条目，而不会成为转折点。
火光映出的爱心高峰与社会韧性
也正是在这样的阴影之中，大埔宏福苑大火显现出的“爱心高峰”和社会韧性，才显得格外珍贵。火势尚未完全受控之时，企业、基金会、专业团体和普通市民的捐款已经突破十亿港元。街坊层面的动员同样令人动容：有人在社交平台号召捐赠睡袋、衣物和干粮；餐厅免费提供热饭热汤；教会和学校开放礼堂，让居民暂时安睡；义工帮忙登记失踪者信息、陪同长者看医生、为情绪崩溃的家属守夜。在最糟糕的时刻，这座城市并不冷。
从企业社会责任与ESG视角看，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更像是一场高强度的“社会风险冲击”，逼迫企业与政府在“S（Social）”维度交出一份即时的现场答卷。捐助不再只是零散的“临时起意”，而是在既有治理架构、预算安排与合作网络基础上的集体行动：有企业启用事先设计好的灾难援助基金，有的将资金明确指向紧急救援、情绪支持和长期重建，有的则配套提供酒店房间、心理辅导和志愿者队伍。
如果说，以往的企业社会责任、ESG更多停留在报告、评级与投资者沟通层面，那么这一次，大量机构在真实惨痛的场景中，把“社会责任”从PPT搬到了街区与社区中心。谁能在数小时内拍板、公开金额与用途，谁能在数天内把物资、酒店房间、心理服务落到实处，社会看得一清二楚，这种“看得见的S维度表现”，正在重塑公众对企业角色的期待。我们看到很多优秀企业，提前已经为灾难事件预留了慈善预算、审批机制与合作NGO名单，因此这次能够“按预案行事”，实现跨区域、跨机构的快速调度。这些企业之所以看起来“反应迅速”，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多年来积累的流程与能力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也提示：真正有价值的ESG行动，不是某一年的高分评级，而是危机来临时能否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韧性。
长远地看，企业捐款在账面上是支出，在城市的集体记忆中却是“无形资本投资”。社会会记得谁在第一时间出现，也会记得谁在平日就深耕社区；这些记忆会沉淀为对某些品牌的信任、好感和“关键时刻靠得住”的判断，而这恰恰是品牌资本最难被复制的部分。企业稳健的ESG表现与较低的合规与声誉风险、更稳定的经营现金流和更优的融资条件之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越来越明确的相关性。
政府现金援助：必要的“第一步”，但不是“唯一一步”
在这场公共事件中，特区政府向受影响家庭派发每户一万港元现金，也是具标志性的政策动作之一。从紧急应对逻辑看，这种普惠式现金转移有其清晰优势：行政简便、发放迅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缓解受灾家庭的流动性压力，并释放“政府会扶一把”的强烈信号，为后续更复杂的评估和安置赢得时间与信任。
在社会情绪高度紧张的时刻，这种“先止血”的做法既是政治选择，也是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但是，其局限同样显而易见：统一金额难以反映家庭之间在亲人伤亡、财产损失和收入中断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于失去家庭成员、原本就处于经济困境的家庭来说，一笔一万元的支票既无法偿付经年积累的损失，也难以对冲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的断崖式风险。这一万元应该被视为“第一步现金托底”，随后必须有第二步、第三步——包括通过援助基金、保险理赔、租金减免、职业辅导、社福及NGO介入等手段，对重灾户、无力自救者、伤残者、独居长者等群体进行更精细、更具持续性的支援安排。只有在“快而粗”的普惠补助与“慢而精”的个案评估之间形成闭环，受灾家庭才能真正被托住，而不是在情绪稳定之后，又被推回孤立无援的现实。
从爱心瞬间到制度韧性
大埔宏福苑大火，逼迫香港直面几个不再可以回避的问题：楼宇与施工管理的漏洞、基层社区在灾难中的脆弱、以及制度对极端事件的应对速度与质量。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这次危机中展现出的动员能力，证明香港并不缺爱心、不缺资源，也不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主体；真正稀缺的，是如何把这种“爱心高峰”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韧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火灾既是一场惨剧，也是一次镜照：镜中的香港，同时存在高度团结的一面和结构性风险的一面。如果这次事故能成为长鸣警钟，让香港有了更严谨的安全规范、更透明的工程审批与抽查机制、更贴近长者与弱势居民需要的疏散方案、更智能的消防与警报系统，以及一套能让企业、政府与市民在灾前有准备、灾中有秩序、灾后有依靠的制度框架，那么大埔之痛，或许可以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被理解为香港社会向前迈出的沉重但必要的一步——一座城市，在被火烧痛之后，终于更认真地对待每一层脚手架、每一次维修改造、每一条逃生楼梯，以及每一个在高楼林立间默默生活的人。
（作者为香港大学赛马会基金经济学讲席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编辑：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