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文集》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李井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1月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1946年）是精彩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动荡变局中的耀眼角色。不只纸上风云引发经济学革命，更是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国际组织布局者。他的生活多彩多姿，复杂、多变、有趣、难以掌握，因而更有吸引力，历久不衰。
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有一种“原创的模糊性”。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这本书写得很糟，组织不良……也不适合在课堂使用。它有点傲慢，脾气不好，好争论……偶尔闪过一些洞察与直觉，点缀着乏味的方程式。在不灵巧的定义之后，突然出现让人难忘的乐章。然而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搞懂，就会感觉到它的分析既明白又有新意。简言之，这是天才之作。”
这本不易阅读、意思不明确的“圣经”，需要本国高级使徒（如约翰·希克斯），把他的政策意义翻译成IS/LM架构（编辑注：IS曲线和LM曲线是宏观经济学中用于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的两条核心曲线，分别代表不同市场的供需平衡关系）；需要异国高手（如萨缪尔森），把他的经济分析翻译成45°线图形{Y=C+I+G+（X-M），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出口-进口）}；需要各国信徒大力推广，政府采用为经世济民之策。
凯恩斯的闪耀人生，大致由以下五个面向构成。
第一，学术创新不会凭空出现，必然根基于深厚的渊源与环境的刺激。19世纪末剑桥的经济学，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带领下，奠定新古典学派的重要基础。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1852年-1949年）是马歇尔指导的学生；同时代杰出的剑桥经济学家辈出，例如埃奇沃斯、庇古、琼·罗宾逊这些众所周知的教科书主角。
这是个特殊的时代，剑桥又处于学术大喷发点上，举世闻名的人物还有哲学家罗素、维特根斯坦。在人文社会学界内，凯恩斯是剑桥的北斗星之一，还有众多新星光芒四射，例如弗兰克·拉姆齐、皮埃罗·斯拉法、约翰·希克斯、罗伊·哈罗德。
第二，多彩多姿的人生。凯恩斯是同性恋者，娶俄国芭蕾舞星为妻，积极参与文艺圈与艺术界，又在国际政坛上发光发热，还有较不为人知的投资与投机经验。看他在股票、外汇、商品期货上的作为与财富累积，我们才明白他那广为人知的概念“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其实是夫子自况，描述理财的激情与波动。
第三，国际政局激烈变动，经济局势激荡起伏。关于战后的巴黎凡尔赛和约（1919年），他是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是草拟对德索赔草案的两位执笔者之一。法国坚持对德国仇恨式的赔款条件（又称为“迦太基式的和平”：强者硬加在弱者身上的短暂与不平等的和平）。德国是英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若过分削弱德国，会使英国与欧洲的经济受损；过分要求战争赔偿，反而会激起德国的复仇心。
法国对索赔条件坚不让步，凯恩斯愤而退出，写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立刻风靡世界。此书的核心见解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1945年）后对战败轴心国（德、日、意）的态度。战胜的同盟国，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以及《〈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的启发，采取“宽大为怀、以德报怨”的和解路线。德日两国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间迅速成长，有助于世界经济繁荣。
战争如果无法避免，战后就更要坚持一项原则：“迅速和解、共创荣景”。这是弥补战争的重要和平手段，凯恩斯是这套思维的重要推动者。《〈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影响深远，析述《凡尔赛和约》的前因后果，经济学界不该长久忽视此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中后期时，英美带头邀约各国，商议战后的金融制度与组织。今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就是当时美国东北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果。凯恩斯是英方领头代表，奠定了战后的浮动汇率机制，也反映他一贯反对金本位（固定汇率制）的态度。
第四，拯救经济大衰退。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1929年-1934年），解决之道有二。一是各国迅速脱离金脚镣（金本位制）。一次大战时（1914年-1918年），19世纪末以来风行世界的金本位制中止了。战后英国财政困难，无力恢复金本位，这对国际金融体系是一大考验。英国在多方压力下，1925年决定恢复金本位。凯恩斯是最大的反对者，不幸言中必然的结局：1931年英国被迫脱离金本位，列强迅速跟进，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大崩溃。拯救经济大衰退的第二项策略，是美国采用凯恩斯式的政策，体现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The New Deal，1933年-1938年）：用非常手段的赤字财政，刺激投资、带动公共工程、创造就业、鼓励消费、创造有效需求。
第五，凯恩斯学派的兴起。这有两项主要因素：一是政策上能解决大萧条的困境，其他国家起而仿效，造成锦上添花的滚雪球效果；二是美国东岸几所名校（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吸纳凯恩斯学说，添上数理模型的分析架构，形成新凯恩斯学派，声名至今不坠。
在学术创新上，他很早就展现不凡的才华：1921年出版《论概率》（38岁），1930年出版《货币论》（全二卷），最重要的是1936年的《通论》。这些是耳熟能详的著作，大家也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以他的才华写这些书哪有什么问题？《凯恩斯著作集》第13册、第14册、第29册提供丰富的证据：书写《通论》的艰辛煎熬，远远超过他本人的预期，也让后人对他的钻研精神肃然起敬。
若放在更宽广的架构下来看，对比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重要见解（例如哈耶克、维克塞尔、卡莱斯基），“凯恩斯革命”其实比较像是“武昌起义”（同时期还有多项“起义”），而不是“辛亥革命”。有两本优秀专著可以佐证这项观点：一是戴维·莱德勒的《捏造的凯恩斯革命：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货币、经济周期和失业的文献研究》，二是泰勒·B．古德斯皮德的《重新思考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文集》是丰富的宝藏，是一个复杂时代一位风云人物的缩影。这套文集就像个矿脉，开采者都能得到丰硕的收获，差异在于眼光与能力。年轻时我对凯恩斯的兴趣，像是到百货公司买特定东西，无心也无暇四顾。2015年11月到翌年2月间，李井奎来新竹清华访学三个月，重新引发我对《凯恩斯文集》的关注。井奎十年来投入翻译《凯恩斯文集》内的11册重要著作，我看着这套译书从无到有到问世。
（作者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