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在中国外贸信托主办、《财经》杂志和《财经智库》承办的中国外贸信托财富论坛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在发言中认为，在未来3-5年，数字金融将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进一步颠覆式的变化，如何将金融文化嵌入其中，与产品和服务充分融合，最终构建中长期互信的信义关系，将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
“过去中西方金融在文化层面细分领域的差异，有的弥补了，有的逐渐转化为积极因素，有的仍需完善，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杨涛指出，尤其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财富管理行业更加需要信义保障，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冲击和重塑，财富管理行业也更为需要信心、信任、信誉、信用和信息。
“当前我们讨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不仅是在新形势下对金融重要性的重新思考，更是为了服务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杨涛表示。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杨涛：
首先，当我们谈金融行业，尤其谈财富管理时，它是一个特殊的、对风险资源进行管理的行业。事实上，对投资人来说，财富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冒险活动”。此时最基础的核心保障就是信用，这其实也是整个金融活动能否真正做到跨期资源配置，以及股权细化、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基本功能的重要支撑。
当我们谈信用的时候，这是财富管理行业得以延续的基础保障；当我们谈文化的时候，则是使得财富管理不仅停留在给客户赚钱，而是能维持更加长期的关系。俗话说，既要谈钱，也要谈感情，后者的维系，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文化支撑。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要五不”，包括：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归纳来看，关键是信、义、慎、正、合，这些在传统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众多的精华与萌芽。
应该说，当我们需要在文化层面探讨金融时，正说明金融的重要性已不可替代了。正如诺奖获得者希克斯在《经济史》一书中的论断，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创新的结果，特别是在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公债的发行、资本市场快速演进，给工业革命带来了全新的激励约束、激励相容机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强调技术革命的时候，金融本身其实就是前置要求。当前我们讨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不仅是在新形势下对金融重要性的重新思考，更是为了服务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我们要推动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就来自于数字化与新技术，另一方面来自于各种制度规则的优化。在制度规则的优化中，有正式的制度规则，如法律法规，也有来自于文化的非正式规则。
未来我们在看待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时候，需要充分地进行分层，包括价值观、道德伦理规范与具体行为规则这三个层面。现在中央所提的“五要五不”，其中的信与义是道德伦理规范层的东西。后面的慎、正、合则是与监管规则、具体行为规则相一致。
再往上看，我们的金融文化还缺乏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价值观层面表达的是更高层面的信仰与认知，它不一定是具体的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因为具体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有时候跟价值观不一定是一致的。当你要遵循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遵循具体的监管行为规则时，并不意味着你在价值观层面一定对这些是认可的。要推动文化价值观的完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中共同寻找力量。
如果就金融文化要素的起源，进行中西方比较，可以发现，在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写各种市场理论著作时，也在讨论道德伦理规范；同样，在我国的儒家文化早期涌现出了一系列的文化精华，比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信义为本。在新的情况下，需深入思考怎样重塑道德伦理规范和软环境、软规则。
进一步来看，基于文化视野，所谓古代中西方金融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分化。对此，我们可以将文化的因素拿出来看一下，比较其共性与差异性。例如，金融活动的根基就是“信”，如果要追溯历史，可以看从12世纪初西方慢慢地依托于信这一点开始涌现出了现代金融活动的一些萌芽。在我国，契约与信用的历史同样是非常悠久的，《周礼》当中已经有了借贷纠纷的记载，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基于信用诞生的金融产品不断出现，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宋代交子。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多方制衡的约束，我国古代没有真正走向契约精神支撑的信用体系。
再如，可看看历史上的金融伦理演变。我国古代儒家文化有很多探讨，但后来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比如儒家文化强调的家国同构、德政主义，强调宗法伦理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带来了秩序，另一方面确实抑制了商业活动，限制了现代商业和现代资本的演进。
还比如，包括经济与社会的流动性，这背后也有文化的因素，特别是在我国古代重农轻商的情况下，经济要素的流动性是有限的。还有微观经济主体的地位，这是几千年以来大家一直在探讨的，能否真正在制度边界上保障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只有保障了，才能产生可持续的金融组织。
此外，历史上的数字化管理，也是另一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历史学家黄仁宇分析了中国明代为什么一方面很繁荣，另一方面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他称之为缺乏“数目字管理”，由于数据资料和信息大量的不对称，当政策信息自上而下传递时，必然产生大量的扭曲。
到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在新文化、新规则的引领下不断升级演进。过去中西方金融在文化层面细分领域的差异，有的弥补了，有的逐渐转化为积极因素，有的仍需完善，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未来，不仅仅是讨论对金融行业的约束问题，而是真正将文化的基因从价值观、道德伦理、具体的行为规则层面，推动金融行业从业者与金融的服务对象、监管者、社会各方都形成一个共识，这样才能摆脱金融行业始终困在某些“原罪”中的宿命。
财富管理行业需要从“信”这一概念入手，重构财富管理的文化与生态。具体我用几个“信”来表达：
一是信心，如何重建客户对财富管理的信心？这是重中之重。
二是信任，所谓中长期的价值投资理念，很难单方面强调，让客户接受。耐心资本、长期主义，关键在于完善信义关系，尤其能否建立中长期的信义关系，能否使得机构不仅仅是卖产品，而是基于客户视角，基于中长期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样才能增加客户耐心与理解。
三是信誉，要做好信誉，核心挑战是怎么把握“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这是保障信誉的核心，怎样形成标准化共识是关键。否则买方总觉得卖方没有尽责，卖方觉得自己已尽责很冤枉。怎样把握好这些模糊地带，是信誉建设的关键。
四是信用，信用本身就是所有金融活动的生命线。
五是信息，信息化、数字化改变了很多行业，改变了信息不对称，财富管理行业很多问题其实也是信息非标准、不透明，数据要素应用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所以从信的角度，我们用最核心的五大要素来切入，我个人认为就是未来改变这个行业的重要抓手。
最后，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财富管理行业更加需要信义保障。当我们谈到数字金融的时候，意味着数字化与新技术对于原有的金融模式、金融产品、金融产业链带来全面的颠覆式影响。实际上，金融行业就是一个特殊的信息行业，当信息技术发生重大变革之时，这个行业本质肯定是变了，有可能改变产品、改变组织边界、改变产业链、改变模式。
我判断在未来3-5年，整个数字金融会带来进一步的颠覆式的变化，这个过程当中，智能化的财富管理与资管肯定会呈现风起云涌的变革趋势。由此，我们需要从文化与伦理视野入手，努力把生态、规则的“土壤”做好，进而匹配到新型产品和服务当中，所有的目的最终是为了重构一个中长期互信的信义关系，这样整个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