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由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办，太湖世界文化论坛财富文化发展工作委员会、《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浙江金融研究院、浙江财鑫传媒承办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钱塘对话”在杭州举行。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主席TAN Khee Giap（陈企业）分享了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故事，他表示这不是精心规划的蓝图，而是一场主动拥抱“意外”的顺势而为。新加坡的成功并非源于先天优势，而是在机遇出现时，政府与公务员体系所展现出的务实、胆识与创新治理。
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主席TAN Khee Giap（陈企业）
TAN Khee Giap（陈企业）谈到，首先，新加坡拥有抢占先机的敏锐。当美国银行提出利用时差开展外汇交易时，新加坡果断抓住了这个“意外”的起点。其次，这也离不开平衡发展与风险的智慧。新加坡独创性地将银行体系分为离岸与在岸，既开放了市场，又守护了宏观金融安全。而且无论是面对比特币等新科技现象，还是面对财富管理的新机遇，新加坡都选择了在严格风险披露与控制下的稳健发展，宁可慢也不愿失控。不过，当新技术出现时，若出于风险考量管控过严，往往会阻碍行业快速发展、错失盈利机会，这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
他还表示，在发展中政府的角色不仅是推动者，更是严格规则的制定者与守护者。同时，新加坡还以开放心态广纳国际人才，并大力投资数字化、基础设施等硬软件环境，共同构筑了一个全面、可信赖的金融生态体系。
总而言之，新加坡的经验表明，打造一个金融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验的是一个社会在机遇、风险、治理与文化之间的综合平衡能力。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TAN Khee Giap（陈企业）：大家好！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故事，并分享其中的十个观点核心观点。
第一点，新加坡从未主动规划要成为金融中心，我们的崛起“纯属意外”，这是我们的副总理亲口所说。早期，新加坡以制造业为核心产业，许多企业频繁向我们提出需求——制造业发展需要配套的金融服务。于是，我们开始小范围地提供相关支持，当时完全没有想过要向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
后来有一天，美国银行的代表找到我们的一位公务员，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由于时差原因，纽约与新加坡相差约12小时，伦敦与我们相差8小时，日本则比我们早2小时。如果新加坡能成为国际汇率交易中心，你们将是首个获得相关牌照的。”
之后我碰到那位公务员，便问他：“对方让你去争取牌照，没给你拨款吗？”他回答说：“我当时根本没考虑钱的问题。”我把这件事汇报给副总理后，副总理当即做出判断——为美国银行开放外汇交易业务。凭借时差优势，美国银行可以在日本买入、新加坡卖出、再到纽约买入，形成连贯的交易链条。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核心故事就是：新加坡成为金融中心，始于一场“意外”。这让我想到了杭州，这个“意外”恰恰证明了一件事：当机会出现时，必须抢在时机之前行动，绝不能让它白白溜走。我们正在做一项博士后研究，主题是“杭州作为‘俱乐部枢纽’（clubhub），如何助力‘七小龙’企业发展”。我们非常好奇，当年那些基金经理和天使投资人，是如何决定投资这些企业的。
第二点，新加坡的公务员体系有个特点：做得好是本职，做得不好就要承担责任，因此公务员往往不会轻易推行太多新政策。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作为金融中心，我们始终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既要推动金融产业发展，又要确保宏观经济稳定。
当年给美国银行发放外汇交易牌照后，我们立刻思考：新加坡体量这么小，大规模的外汇交易会不会影响宏观经济安全？于是，我们开创了课本上没有的模式——将银行体系一分为二：一个专门处理新加坡元业务，另一个则处理非新加坡元业务（当时以美元为主，还有马克和法郎）。也就是说，教科书里从未提及可以将银行拆分为新币与非新币业务板块，还执行不同的缴费标准——非新币业务缴纳10%，新币业务则缴纳33%的税费。
第三点，我想强调这种“两难”的本质：你既是运动员，又必须兼任裁判。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既要推动产业发展，又要防范其带来的宏观风险，因此时常需要在两者间寻找平衡，尤其在环境变化时，更要精准测算利弊。
第四点，环境变化后，公务员能否随之调整？新的行业结构出现时，公职人员是否愿意尝试新的制度变革？以支付方式为例，各类新型支付手段不断涌现，若让央行牵头推进这些新事物，不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制定规则，还要考量多方面因素。做得好、开放得当，是公务员的本分；可一旦搞砸，就可能给国家带来损失。所以说，公务员必须具备过人的胆识。
所以我想说明：当新技术出现时，若我们出于风险考量管控过严，往往会阻碍行业快速发展、错失盈利机会，这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
第五点，既然新加坡的金融发展不依赖课本理论，那么作为金融中心，我们是否应该主动选择一些更具竞争力的领域深耕？从面积上看，新加坡比中国香港大，作为外汇交易中心，我们目前排名世界第三，这源于我们从起步阶段就确立了明确目标。
当瑞士、欧洲的银行因监管要求必须像美国一样实现100%透明化时，大量财富管理业务涌入新加坡——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支持洗钱。只要有确凿证据，我们就会将相关人员遣送出境，而在财富管理领域，新加坡确实具备战略优势。
最近，来自中国的家庭办公室数量激增，这让我们有些受宠若惊，其增长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现在我们已开始梳理规范，明确哪些业务可以做、哪些不可以，这一领域的发展节奏也会随之放缓。因此，我们始终要拿捏好一个平衡：既要推动行业成长，又要评估其背后的风险。公务员除了要有前瞻性眼光，还必须学会与市场环境协同合作。
此外，作为金融中心，新加坡央行聘请的许多专家都不是本地人，而是外籍人士——仅靠新加坡本土，无法满足金融产业对人才的庞大需求。我记得前总统曾问过我一个问题，当时我没能立刻回答：“为什么有那么多新加坡本土的专业金融人才在中国香港工作？”
我思索许久，发现其中并无复杂原因——新加坡的薪资水平与中国香港相当，但确实有大量新加坡金融专才赴中国香港发展。后来我们查出了关键原因：在新加坡从事金融业的人才，到了中国香港大多担任二把手、三把手，而非一把手。他们没有野心，不会威胁到老板的位置，凡事都按规矩办事，既能让老板信任，自身职业发展也更稳定，这就是他们选择赴港的核心原因。
如今，我们看到许多来自美国、世界各地以及中国的金融专才都在新加坡发展。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这些人才的薪资要与市场挂钩，其激励机制不能只与盈利挂钩——否则一旦出现亏损或风险，他们拍拍屁股走人，损失将由国家承担。因此，在引进金融专才时，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筛选和约束机制。
目前，金融业占新加坡GDP的比重约为15%。但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要成为顶尖金融中心，文化至关重要。这里的“文化”，指的是面对治理规范时的坚守，面对利益诱惑时的定力——你会不会心动？会不会畏惧？新加坡人在这方面的“畏惧”，恰恰是一种优势。新加坡的法律体系高度透明，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把控始终很严格。
最后再分享一个细节：当年美国银行的经理向我们申请外汇交易及储备牌照时，我们问他还有什么需求，他说：“我需要能今天来新加坡，明天就返回美国。”这就对基础设施提出了要求——机场的进出效率必须高。就像我来杭州，有直航就不用先去上海再坐高铁。但目前飞往杭州的航班常常是凌晨才抵达，这会影响出行效率。同理，如果前往加拿大、泰国等地的交通经常拥堵，那这座城市也难以成为金融中心。
除此之外，网络速度也很关键——在新加坡，上网速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我们每次入住酒店，都要询问WiFi密码，而在新加坡，我们正在推动全域自动WiFi覆盖，实现数字化便利。
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同样谨慎。银行团队里全是外籍人士或全是新加坡人，都不利于发展，因此我们也在大力培养本土人才，涵盖数字化、金融治理、法律等多个领域。
我认为，打造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公务员担当、政府角色定位等多个维度。新加坡能成为金融中心，并非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更因为政府扮演了积极且精准的角色。举个例子，我和央行的公务员一起吃饭时，他们总会坚持AA制——“你付你的，我付我的”。这种严谨的治理作风，贯穿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合作中，也构成了新加坡独有的金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