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在2025外滩年会期间接受《财经》专访。摄影/张昌浩
“当前美国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工智能（AI）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扩张所支撑的。”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今年10月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
美国经济分析局今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经历一季度0.6%的收缩之后，美国经济在二季度实现了3.8%的大幅增长。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原主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森·弗曼的一项研究发现，2025年上半年美国GDP增长几乎完全由数据中心和信息处理技术推动，如果剔除这些领域，美国经济上半年的平均增速将从1.6%降为0.1%。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对庞大算力的爆发式需求，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和英伟达等美国科技巨头已投入数百亿美元，用于建设和升级数据中心。今年10月，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称，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是“工业泡沫”，而非“金融泡沫”，前者可以成为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催化剂，后者则会造成破坏性后果。他说，当美国人在未来可以拥有庞大的算力时，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将是值得的。
罗奇今年10月在上海出席2025外滩年会期间表示，人工智能具备深刻的变革潜力。但与贝佐斯的看法不同，罗奇认为，除了工业泡沫，股票市场也存在泡沫风险，涨幅高度集中于AI板块。
对于2026年的全球经济，罗奇表示，全球经济虽在增长，但增长并不强劲，缺乏韧性缓冲。他坦言，特朗普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比他预期的要温和，但将在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出现更显著的影响。尽管今年以来美元走弱创下历史新低，但罗奇认为这是“正常的周期性修正”，他并不认同美元面临失去全球主要货币地位的观点。
全球经济增长低于趋势水平
《财经》：你对于2026年全球经济有何判断？你发出过滞涨的警告，认为这将是关税升级和政策碎片化的后果。我们是否已经看到一些早期迹象，还是最糟糕的尚未到来？
罗奇：全球经济正在增长，但增长并不强劲。目前的增长率大约为3%，低于过去60年的平均趋势水平3.5%。当增长率像现在这样低于趋势水平时，我会感到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缺乏趋势性增长所能提供的那种韧性缓冲，一旦遭遇冲击，就更容易受到影响。
目前全球存在许多潜在冲击：地缘政治、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风险、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风险以及中东地区非常脆弱的停火。当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时，它面对任何新的冲击都会显得更加脆弱。这种情况令人不安，甚至可能导致新一轮全球衰退。
美国经济目前还算过得去，但并没有像一些政治人物所宣称的那样强劲。当前美国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扩张所支撑的。如果把这部分排除在外，整体经济活动其实相当疲软，虽未陷入收缩，但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的经济与股市都押注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回报，这是一场巨大的赌注。
《财经》：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计算显示，2025年的特朗普关税冲击是自1815年以来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你如何评估关税对美国通胀和经济的长期影响？
罗奇：如你所指出的那样，我也认同美国关税正在迅速上升。我在许多文章中写道，关税本应对美国通胀产生更显著的影响。如果你仔细分析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那些对关税敏感的项目，比如家具、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家庭消费领域，这些价格确实在上涨。关税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其显现的速度比我们原先预期的要慢。我仍然认为，在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会出现更显著的影响。不过总体而言，关税的冲击比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所预期的要温和。
《财经》：为什么价格对关税的反应较慢？
罗奇：当成本上升时——关税本质上就是一种成本——企业可以选择自行吸收，比如由进口商或销售渠道承担，也可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目前我看到的研究显示，只有大约20%的关税上涨被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因此风险在于，这个比例未来会继续上升。
《财经》：你在《特朗普行不通的贸易方案》的文中指出，对全球征收关税加之对中国征收尤其高的关税是美国贸易战略中的致命缺陷。为什么美国政府总是诉诸于关税，即使知道这不能弥合赤字？
罗奇：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别人。我们有庞大的贸易逆差，我们与大约100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是我们多边贸易逆差中最大的部分。但由于过去七年实施的关税，中国所占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
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并将中国视为导致美国贸易失衡的主要罪魁祸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然而在华盛顿，这就是政治。经济上对错的判断，往往与政客们向美国公众展示的立场并不一致。
《财经》：你认为这些关税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美国能在不依赖关税的情况下实现想要的经济安全和供应链韧性吗？
罗奇：不，我完全反对关税。我认为关税具有破坏性，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波及那些被我们视为对手的国家，也伤及朋友。我们对加拿大、墨西哥、欧洲都加征了关税，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更高。这种做法存在根本缺陷，因为我们无法通过针对某一个国家，比如中国，来解决与上百个国家存在的多边贸易失衡问题。
《财经》：你也提出，美国的赤字问题是一个储蓄问题，而非中国问题。你认为美国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罗奇：我真希望能说“是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特朗普的税改法案，那部“大而美法案”将在未来十年显著提升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这会使本已疲弱的国内储蓄水平进一步下降，我们将不得不继续从国外吸引剩余储蓄，通过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来吸引资金流入。而特朗普的这项立法只会让这一问题更加恶化，而非改善。
《财经》：在近期的贸易谈判中，我们听到很多对美投资项目的宣布。特朗普总统能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吗？
罗奇：你经常能听到特朗普总统夸大其词，宣称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我认为，要让美国制造业回到过去的样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也受制于一个经济学基本原则——比较优势。它不仅反映了美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差距，也体现了美国基础设施的不足以及现有制造能力的老化与落后。
预警人工智能泡沫
《财经》：关于美国的领导力，你之前说过美国已经成为问题所在，而非解决方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领导力的下降？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内向的美国吗？
罗奇：我希望不是，但现在看起来如此。从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的行为来看，我们似乎正在从世界舞台退缩。但我仍然保持乐观，相信政治的钟摆会再次摆动，也许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就会出现变化，更有可能的是在2028年。
我并不认为美国会进入一个长期的“特朗普/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时代”。美国人历来有着投票求变的显著倾向。我认为，当下一次总统选举来临时，美国选民会对这两个特朗普任期内出现的混乱以及规范的瓦解感到厌倦。
《财经》：特朗普总统偏好弱势美元。我们看到美元今年一直在走弱。与此同时，黄金价格则创下历史新高。你如何解读这一趋势？
罗奇：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直保持着强势地位。我并不认同美元面临失去全球主要货币地位的观点。话虽如此，美元近年来确实偏强、被高估了。今年我们看到美元出现大约10%的调整，这是一次正常的周期性修正。
我研究过美元的多次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主要的下行修正，以广泛的贸易加权基础计算的平均幅度约为30%。相比之下，这一轮调整仍属温和，未来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下跌空间。
至于黄金，我认为它更多反映的是市场的恐惧与不确定感。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波动、威胁和战略不稳定性比过去更常见。
《财经》：在人工智能方面，你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这场人工智能竞赛中各自拥有哪些独特优势？
罗奇：我认为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有一种看法——我不确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认为美国更多聚焦于通用人工智能（AGI），而中国则更注重人工智能的应用层面。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中国在短期内的进展可能会比美国更快。美国瞄准的是更具理论突破性的成果，一旦实现，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我认为两国都在算法理论研究与商业应用落地方面齐头并进，这两种路径各有重要作用。
《财经》：你对美国人工智能泡沫发出了警告，有哪些地方让你感到担忧？
罗奇：两件事情。第一，有估算显示，从现在到2030年，领先的AI公司预计将投入高达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也意味着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以此驱动计算设备，同时还需要大量水资源为数据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高温进行冷却。
第二，我认为领先的AI公司正在过度地将自身转变为高固定成本公司，它们承担了大量AI数据中心的建设与运营。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其实已经见过，当时一些基于交易的服务型公司也这样做过，结果导致了重大重组，并在金融服务业中引发了一定财务困境。我认为AI数据中心领域未来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财经》：如何才能避免人工智能泡沫？
罗奇：有两种类型的泡沫。一种是产能过剩泡沫，也就是数据中心建设过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外包数据处理业务来缓解，由第三方公司来为多家AI企业提供共享的数据中心服务。毕竟对每一家AI公司而言，它们并不需要拥有足够的算力来支撑整个行业的大语言模型搜索任务。
第二种泡沫是股票市场的泡沫。目前AI板块的集中风险极高，已经远远超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水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投资者分散投资，减少AI板块的过度集中。但他们完全没有这种倾向，相反地，资金还在进一步涌向AI领域。这对于美国更广泛的股市而言，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发展趋势。
《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经济碎片化发出过警告，你认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多远？去全球化是否已经无法逆转？
罗奇：全球化承压已久。如果要追溯反全球化浪潮，它发端于1997年至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场危机让人们真正开始质疑全球化，尤其让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体系守护者的角色产生了巨大的怀疑。直到近30年后的今天，在韩国，人们仍然把那场危机称为“IMF危机”。
自那以后，我们又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问题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失衡愈发不稳定。如今，随着全球各国政府政治光谱向右转，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反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速。我仍然抱有希望，认为西方世界的政治钟摆终将回摆至中间立场，但这并非板上钉钉。我认为，全球化需要自我重塑，以便在政治上更具可接受性，回应那些在全球贸易失衡中最受伤的中产阶级与其他受害者的关切。
从“相互依存”到“意外冲突”
《财经》：对于中美之间进行的贸易谈判，你认为一份成功的中美贸易协定需要包括哪些关键要素？
罗奇：我会希望能够大幅降低甚至完全取消关税，解除制裁，并且认识到，尽管两国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合作比对抗能带来更多的共同利益。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种途径，让双方重新回到更具建设性的关系轨道上。
《财经》：十多年前你曾在书里写过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codependency），这段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所谓“脱钩”的，或者是如你上一本书所描述的“意外冲突”（accidental conflict）？
罗奇：“相互依存”这个概念是我借用自心理学研究的术语。它指的是两个伙伴彼此依赖的关系，但这种状态并不稳定，依赖关系不断加深。这正是美中关系的写照。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走到一起，随后变得高度相互依赖。中国依赖美国作为其出口市场；美国依赖中国提供低成本商品，以维持消费者的生活水平，还有中国购买美债用以弥补美国的预算赤字；美国的出口企业也将中国市场视为重要增长来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都开始对这种相互依赖感到不安。当这种不安削弱了依存关系的稳定性时，冲突就会随之而来——这在人际关系中如此，在国家关系中亦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
这种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在上一本书中所写的，虚假的叙事与错误的印象。当双方的误判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意外冲突。这样的冲突可能被多种导火索触发：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正如我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美中之间爆发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如今已成为一种非常真实的威胁。
《财经》：尽管中美关系存在紧张因素，但是否有一些领域两国可以展开建设性的合作？
罗奇：我们有许多领域可以开展合作。在双边层面上，可以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教育交流、旅游往来、减少签证申请的限制与不确定性、重启富布赖特交流项目、重新开放已关闭的领事馆。
在地方层面重建互信后，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合作，例如允许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两国都有更大的运作空间。还有一些更广泛的全球议题需要共同应对，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