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资料图片）
《财经智库》专家一行在深圳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发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结合成为深圳发展的主要特色之一。深圳的科技与产业发展的轨迹如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如何？深圳为何从产业驱动创新逐渐转变为产业驱动与科学源头的双向同步战略？深圳为何近十年来加大布局基础科学和科技基础设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深圳科技创新局局长张林。
从模仿、创新，迈向超越
《财经智库》：在深圳调研了整整一月，深感深圳是个多面复杂体。你怎么思考深圳科技发展的轨迹以及科技与产业的关系？深圳是一个以产业驱动科技创新的城市，在十年前，深圳意识到基础研究和高等院校的缺乏，从最初只有一所深圳大学，到布局了17所高校以及众多科研院所和科学大装置等，以此来推动科学前沿和科技产业化的尝试。这两条线都很重要，能否梳理一下？
张林：如果说“三来一补”是深圳第一增长曲线，高科技产业创新是第二增长曲线，那么现在正在通过过去十年的蓄力，开启第三增长曲线，即原始创新。
第一增长曲线很清晰，基本上两头在外，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开展生产制造，用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比较优势来驱动经济发展。第二增长曲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本世纪初爆发，深圳曾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到如今“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当时有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99年荔枝博览会变成了高交会。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产业创新，一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早期积累，本世纪初进入规模化扩张，如华为2000年之前聚焦通信设备领域，追赶并超越了全球通信巨头思科，2010年前后随着消费电子业务崛起，开始在终端产品领域发力，已可以与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角力。
腾讯最早模仿的是以色列ICQ，这是一款由Mirabilis公司开发的即时通讯软件（IM），但Mirabilis公司最终被收购了。而腾讯从最早提供无线网络寻呼系统服务开始，到推出通讯软件OICQ，后更名为QQ，凭借其免费策略和用户友好的设计迅速积累大量用户，首笔投资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高交会上获得的。到了移动通信的浪潮到来后，有了微信的爆发与生态的构建，一步步发展而来。
大量创新企业的形成，演化出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华强北文化”，即把所有电子产业的全链条要素（从元器件供应到组装、渠道），聚焦到一个相对高度时空密集的区域，在那里集聚、发酵；创新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以极低的成本快速呈现，华强北曾创造过“三天出样机，数月量产”的速度神话。其核心模式是对某个产品的跟随模仿，再通过供应链优化实现分领域突破，然后超越。
《财经智库》：华强北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文化现象之一。草根创新、商业韧性、市场敏锐度以及快速迭代能力是其核心特质，这种草根式的山寨“模仿”能向符合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转变吗？
张林：这是模仿到创新，乃至超越的一个过程，这个阶段依然还在延续。换言之，我们发现了第三增长曲线，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十年前深圳开始办大学、办科学城，来试图建立第三个增长曲线。
相比前一阶段侧重于Me too，第三个增长曲线就是Me first，目前深圳已经出现了一批例子，大疆就是典型案例。它的发展路径体现了深圳这座城市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跃升，即从“一米柜台”的硬件作坊（如早期仿制），到大疆这类以专利和技术定义行业的公司，体现出产业链开始从“仿制”到“原创”的质变。不同于早期电子产业以组装仿制为主的模式，大疆从飞控技术研发起步，将原本局限在专业领域的无人机，转化为消费级市场新赛道，并主导了全球行业标准。
大疆创新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汪滔是比较早的开拓者，类似这样的公司在深圳如雨后春笋。深圳在AI芯片、智能机器人、AI+场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领先技术、爆款产品、高市占率的典型企业，如众擎机器人研发出“走路最像人的机器人”，晶泰科技成为亚洲首家上市的AI制药企业，影石创新的全景影像技术全球领先。最近比较火的是“云鲸智能”，横跨三维感知、机器人结构技术、大数据应用等多个领域，开拓高端拖地机器人逍遥系列，接连推出智能洗地机S1、S2、S2 Island、F1等多款产品，凭借极致产品力和创新技术重塑了行业格局，做出了科技机器人的新赛道。这个赛道迸发的能量很大，未来随着具身智能的落地，云鲸或将从“清洁专家”进化为家庭智能的执行中枢，成为服务机器人赛道的新标杆。
华强北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曾经确实因为知识产权保护薄弱面临“山寨”的质疑，但通过法治化治理、产业合规升级与技术创新，较为成功地构建了知识产权保护新生态。具体来说，通过全国首个市场产业合规指引（2019年发布的《华强北电子市场经营行为合规指引》），司法实践的突破（南山法院“知识产权巡回法庭”），行业自律与标准建设，以及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使案件量断崖式下降，较为成功地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新生态。可以说，合规化和法治化激活了电子产品的创新。当然，知识产权保护仍需久久为功。
《财经智库》：是的，华强北如何让科技助力溯源管理成为要务，或许保护创新者成果权益和促进技术流转的矛盾还会持续。你刚才提到工程领域里的产品实现“从0到1”的突破，深圳这样的企业还不在少数？
张林：它是依托于Me too、Me better，然后才开始做Me first、Me only，这在过去十年里逐渐变得越来越多，产品定义的自信也越来越强。这是由原始创新所驱动的，比亚迪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了电动汽车的普及和升级，此前并没有人觉得电动汽车会那么火，当比亚迪做到一定程度，发现继续往前走就遇到瓶颈，在电池材料、智能驾驶等核心领域的突破越来越依赖基础研究的支撑，越来越需要在物理学、数学、材料科学的前沿上取得突破。这大概就是十年前深圳开始布局基础科研平台、大科学装置，快速建大学的根本原因，让科技和产业实现“无缝衔接”。这个过程持续了十余年，这也将成为未来第三增长曲线的核心动力。
深圳目前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把人才作为城市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强大的生命力，以诚意满满的“橄榄枝”吸引更多“金凤凰”。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慢慢来到这里，如归国的沈向洋、颜宁，再如最近加盟的纳米科学和化学领域的大科学家查尔斯·李波（Charles M. Lieber），已经携家人全职加盟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深圳医学科学院，相信类似的科学家还会越来越多。人才吸引已逐渐从华人为主扩展到全球范围。深圳应该成为一个科学的聚集之地，把这些最厉害的创新者、思想者聚集在一起，或许不用局限于现有的产业边界，或许一切都可能在这里出现。“从0到1”的思想往往是由极少数的顶尖人才主导产生的，这也正是第三增长曲线的驱动力，不仅是下一个20年，更可能成为长期发展的核心逻辑。
从产业驱动创新到基础研究布局
《财经智库》：这种驱动首先是把人才聚在一起，至于这些人最终能否产出“从0到1”的创新还不得而知。当然也有不同观点，认为深圳就是一座以市场、产业、企业自身来驱动科技创新的创新型城市，作为地方政府，为何要花如此多的经费来支持基础研究？
张林：真正“从0到1”的创新，恰恰需要产业、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其核心是打通所有环节，深圳提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概念，即“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后两个要素是支撑，前三个是分段环节。这三段也正好对应着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在深圳这是一体化的，这是深圳显著的特点。
深圳科技与产业的融合是天生的，因为我们一直把企业作为链接两者的最关键点。深圳企业创新优势十分突出，企业始终是深圳创新的关键主体，比如企业研发投入高达2085.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93.3%，总量占据全国城市第一。这一数据直接表明企业是深圳科技创新的投入主体。其实，企业也不是完全不需要文章，只不过企业让“paper”回归其本质，真正将一个好的idea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以产生效果阐述其科研的前沿，而不仅仅将“发文章”本身作为目标，或者因此去获得奖项和帽子。当然，“发文章”与“做企业”并不对立，“发文章”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终究目的。
近年来，国家对院士评比做了重大改革，其中一个鲜明的导向是更加注重产业界的科学家占比，这个导向很重要。我们期待更多的来自企业的领军科学家能够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包括更多地获评国家科技大奖，出现更多的来自企业的院士，这是一种重要的导向变化。今年中国工程院给了一个单独赛道，几个院士名额给到领军的民营企业。我觉得，这种导向很重要，这对深圳也非常有益。
《财经智库》：将一部分院士名额向民企倾斜，这是一种务实的导向。无论是院士还是经费的比例，关键还是政策的优先级。目前，深圳在基础研究和产业研究布局上各自的比例是多少？
张林：《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在全国率先固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资金投入比例，市级科技研发资金不低于30%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并支持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通过设立基金会、捐赠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层面来看，2024年是37.89%。另外，每年六成以上的专项资金投向企业需求，2024年是60.84%；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科技攻关，2024年是82.49%。
《财经智库》：这个比例相对合理，或许也会动态性变化。深圳从开始就是以产业驱动科技创新的一种发展模式，市场力量特别强。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初，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科技力量比较强，企业相对较弱，但到今天，企业的科研能力迅速发展，尤其在一些“卡脖子”问题上，所以创新一定是以企业为主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投资较市场投资效率更低，企业一般不会乱投，尤其是民营企业，民企投入后政府再跟投可能会更精准一些。
张林：这些观点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当然，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将企业推到极致也会出问题，因为它所瞄准的基本都在三年、五年的产品，即便像华为这样坚持长期主义研发的企业，其基础研究的公共属性与大学相比也是相对弱的，企业本身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市场经济主体。而基础研究投入周期长、见效慢、不确定性较大，与大多数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不匹配，导致很多企业难以持续稳定地投入基础研究。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还是需要政府去做，要发挥好有为政府的作用，做企业干不了也不愿意干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深圳还是要建设基础科研机构的原因。
可以说，如果没有诺贝尔奖、图灵奖领军人物做基础研究，社会就很难支撑一个城市的伟大创新。这部分工作应该由政府去做。
现在科学发展正在向极综合发力，依托“数学—物理—生命科学”三维笛卡尔坐标系，以三大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为轴心，定位新的基础研究方向，推动三大支柱学科知识、技术和资源交叉整合，形成群智协同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三个轴一交叉就会产生出很多新的增长点，这时候所有成果产出还谈不上产业问题，仍是科学问题。但若不进行布局，别人开始发展后再跟进也就晚了，所以社会需要数学家、生命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梦，还是要有——这是产业种子的希望。
深圳投入的基础研究，是有产业坐标的基础研究，当然我们不期待让其明年就打“粮食”，或后年就产“专利”，基础研究还是在公开领域，把顶尖的人才吸引过来，他们的能力一定会通过人才培养等模式溢出留下来，例如博士里做教授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会去产业界，最聪明的大脑带着一流的科学视野去到产业界，那就是能力的溢出。这也就是为什么，深圳近十年尽一切可能办高校的原因。现在看来，这个投入产出非常值。
《财经智库》：现在对未来产业进行布局，收效在10年或20年以后，深圳对此坚定不移？
张林：是的，深圳坚定不移，并且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下来。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布局是深圳长期以来形成的共识，也是社会各界始终坚持的一个方向，更是全国人民对深圳的一个期待吧。这里有一个平衡，即基础、长远和“打粮食”的短期与长期的结合。
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有组织的科研和转化，产业组织规划的意图越来越鲜明，这点很重要。刚才提到BT（生物技术）、IT（信息技术），现在有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正在快速融合，AI制药，AI加速的医疗影像诊断和救治，IT对BT的赋能作用正在变强。反过来说，BT也在激励IT，像类脑科学、类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等，从大脑的工作机制里找灵感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这是互相激励的。深圳在IT比较强的基础上，BT也是我们坚定的选择。
这段时间我们也在推动像腾讯这样的IT企业支持BT的发展。生命的本质是计算，也是结构，我们想在深圳找到BT和IT的结合点。
如果说深圳有什么不会变，那就是“创新”的本色，创新早已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基因和特质。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相信它一直会年轻。深圳一定是中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一线城市中最年轻的那一个。在这样的生态里，始终会把“创新”作为自己的核心关键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合作，其核心就是要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生态。创新没法定义，也没法规划，也给不了充分条件，只能给必要的条件和土壤，必要条件和土壤准备好了，一切都有可能在此生长。
《财经智库》：能不能这么说，十年前深圳布局基础研究学科，一方面是由于产业发展驱动了科技创新，那时一些大厂和深圳决策者已经感觉到科技突围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深圳的一种危机意识？
张林：战略规律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要前行，就要清楚下一个台阶是什么？我想就是原始创新。产业创新已经做到了天花板，不能再卷了，这时候我们就要主动跳出固有的思维圈，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一个新的维度就是原始创新。所以，当时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与布局凸显出来，而且这个认识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不同的人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你可能听到一些声音说，为什么基础科学家来深圳？这些人来了，资源分配会发生变化，这很正常。但大趋势改变不了，至于是物质科学冒出来，还是生命科学冒出来，或者人工智能冒出来，或者新材料冒出来，谁也回答不了。即使冒不出来，能聚合一批世界上最高智力水准的人，无论是科学品位还是研究审美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这就是必要条件，没这个想实现跨越，肯定不行。当然，有这个也不意味着一定就行，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于深圳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长期主义，五年规划对深圳而言依然太短，经济有起伏，官员有任期，环境有变化，但布局基础研究和高校科研院所要坚持住。在这里，用好特区的立法权非常重要，但仅有立法还不够，还要有一种共识，才利于坚定执行。形成共识很重要，坚守和恒心更重要。
构建第三增长曲线的科技基础设施
《财经智库》：深圳的产业创新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转型发展史，从早期的“三来一补”到如今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融合，每一步都体现深圳独特的创新基因与战略眼光。你前面谈到深圳正进入到第三增长曲线——原始创新。何种独特优势使其可以期盼？
张林：首先，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90%以上，总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华为发布首个国产移动操作系统原生鸿蒙，比亚迪第13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2024年销售427.2145万台蝉联“三冠”（中国汽车市场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车市场销量冠军），这些民营企业正从市场经济的“弄潮儿”逐步升级为国家核心战略的重要参与者。
其次，深圳拥有特区立法权。近两年人工智能条例、低空经济条例相继出台，合成生物产业立法也在加快推进，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们将率先探索建立适度弹性、包容审慎的新兴产业监管方式，让新技术更好更快落地，形成产业化，并提炼成深圳经验。
此外，深圳拥有良好的创新基因和创新文化的传承。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从早期的“三来一补”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基因融入城市发展的血液中。深圳作为科技创新领域的后发城市，可以说是“平地起高楼”，展现出“不问出身、不问学历、不问级别、不问贫富”的创新文化，打造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标杆。
《财经智库》：你认为当前深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面临哪些瓶颈？
张林：依我之见，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多突破，但还是有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产业链主要面临核心算法、芯片等“卡脖子”问题，其中FPGA芯片与国外的工艺差距有2代-3代；在类脑智能计算、量子智能计算、人工智能芯片等前沿方向缺少专利布局，关键硬件和开源软件与全球一流企业还有较大差距。
深圳硬件还不够充分，如国家级创新载体不足，国家实验室就1家，低于北京的3家、上海的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20家，仅有7家是牵头，另外13家都是参与。这两年我们按照市委“全球全国资源为我所用”的理念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实验室创新支撑产业发展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体现。
《财经智库》：这些不足或许不仅仅存在深圳，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创新的竞相爆发，国内各城市的产业竞争也日趋加剧，资源分配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深圳的机遇在哪？
张林：确实，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随着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从“跟跑”为主转向“并跑”乃至“领跑”，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进程预计将受到国际上不同程度的阻力。除了新能源和人工智能产业，预计数据与网络安全、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先进材料、无人系统、激光产业等或将成为国际上对中国长期科技防御的重点领域。
从国内角度而言，产业科技竞争加剧。按照国家的布局，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武汉、西安、成渝打造区域创新中心。京津冀创新要素最为发达；长三角跨区域创新平台丰富，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新材料产业相对发达；大湾区创新活力比较充足，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装备优势突出；成渝在电子信息、能源装备上有一争之力。北京、上海—苏州集群跻身全球前十，南京、杭州、成都、重庆等集群跻身全球前五十。深圳在新兴领域方面，正面临着你追我赶、不进则退的形势。
在此环境下，深圳会将整座城市作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场，以场景驱动科技加速迭代升级。深圳在场景驱动创新发展上独具优势，以低空经济为例，深圳拥有全国首个低空管理与服务操作系统OpenSILAS，纳入全国六个试点城市之一开展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试点，建成低空起降设施点超过400个，到2026年全市预计要建成1200个以上低空起降点，覆盖载人飞行、物流运输、社区配送及城市治理服务四大领域。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也是如此。
《财经智库》：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提出来也有70多年了，那时候十几名科学家并非主流；现代科学或原创的突破，趋势是边界模糊或跨界，交叉学科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调研中发现，近几年深圳下了很多功夫在生物医药器械方面，又有很多交叉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湾实验室等，还有光明的合成生物研究院等等。
张林：全球处于第六次技术革命前夕，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作为两条基础路线，呈现“两线并行、多翼发展”的态势，前面提到BT和IT的重要性，深圳财政预算对于BT和IT的投入基本上比较均衡，但产出属两个数量级，IT是万亿级的，而BT是百亿级，要把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等细分领域整合可能突破千亿。之所以深圳BT发展较慢的原因可能也很简单：BT是一个强监管的行业，IT是一个弱监管行业。IT做出一个新的，如随身听或无人机，相对容易；而BT有着非常强的监管，准入流程使得BT创新节奏变慢了。深圳引入颜宁院士，我们会和她一起努力，让深圳医学科学院开创一种新模式，真正实现端到端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创新。
《财经智库》：非常赞同。我们在苏州、上海、杭州等城市对创新药等做过调研，整个医疗体系不匹配，使创新药举步维艰。能不能说深圳在基础科学上布局，也是偏向应用型并服务于未来产业的发展，可谓构建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
张林：是这样的。我国的生物医药领域创新，部门条块分割、“创新链”衔接得不够顺畅是核心问题，部门之间协调至关重要。
我们成立了深圳市自然基金委，对应的是自然学科。深圳自然科学基金委是做除生物、生命医药以外的其他领域的资助，包括信息、医疗器械、材料、数学，我们也许会对各种新能源的基础技术与材料等进行布局。颜宁院士带领的医科院会通过深医专项单独支持的医学领域的创新。我们还制定实施基础研究“深研”规划，聚焦深圳发展需要、国家发展需求和世界前沿趋势，在数理科学与交叉前沿、新材料与化学、新一代信息与计算技术等12个领域部署实施基础研究重点专项，推动深圳市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实现重大突破。
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展厅的便携式智能机器人产品。图/新华
“软硬兼具”的产业潜力
《财经智库》：我们曾在苏州、杭州调研过，苏州偏硬，杭州偏软，深圳软硬兼具，是比较均衡的一个城市。从规模上，杭州与深圳不是等量级的。如你介绍，目前深圳是产业驱动和科学源头双向奔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林：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是提供生产力价值，也必须具备硬件和软件结合。一个例子很鲜明，今年春节期间DeepSeek火爆，对国内很多城市都产生了一些压力，上海、北京、深圳也受到比较多的拷问。实际上，我们就此在与产业集群核心创新团队和企业研讨一个问题，未来中国人工智能的中心城市在哪儿？大家结论是，最大的可能北边是北京，南边是深圳。因为深圳的优势是硬强软不弱，也就是你说的“软硬兼具”。深圳在基础大模型纯软的研发上，似乎是落后了DeepSeek，但这件事最后深圳在商业化方面做得比较好。
DeepSeek爆发的红利，深圳是受益者。DeepSeek开源模型促进了技术平权，大家都可以在电脑上部署，但是普通电脑是部署不动的，需要大量的GPU显卡去支持。也就是说，产业界利用DeepSeek，在云端部署，数据要上公有云，私域公司数据有顾虑。解决方案是买一台能够跑得动DeepSeek的硬件——推理机，即传统的CPU计算机加上若干块具有庞大、强大智能算力的显卡GPU或加速卡NPU，所形成的一种特殊计算机。
这台推理机为部署全面版DeepSeek模型，对功能配置提出很高要求。一台推理机单价100万到200万元。深圳所形成的硬件制造业优势承接了DeepSeek这项人工智能所爆发的技术红利，我们有强大的硬件制造能力和生产能力，还有让DeepSeek率先在深圳千行百业落地应用，形成庞大生产力的潜质。所以，硬强软不弱，未来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实际落地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深圳最终要造就的是万亿级的机器人产业。
在这里，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要形成“铲子逻辑”，或者是“卖铲子者得天下”。在淘金潮兴起时，赚钱的往往不是淘金者，而是卖铲子的人，其商业本质在于把握产业变革中的基础设施机遇。
《财经智库》：在机器人的发展方向方面，有不同聚焦，包括对具身智能的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将用于工业领域的机器人作为方向，而争议之点也在“手”还是“脚”，即便“具身智能”也存在各种争议。
张林：机器人的布局各有不同。现在很热闹的赛道是聚焦机器人的跑、跳、表演等运动功能，深圳布局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力的核心做“手”，我们将聚焦机器人的上半身。深圳去年8月就开始布局。此前我们就有大量机械臂、工业机器人的硬件基础，因为有了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的大模型，“手”的能力变得更强了。原来机械手可以拧一颗螺丝，要一个工程师编半天程序。大模型把这个问题解开了，只要看一遍别人怎么做，它就有泛化能力，叫VTLA大模型。这种大模型是在硬件上的软件赋能，这方面深圳投入非常多。它可能没有像大语言模型那么炫酷，但它爆发出来的生产力是巨大的。
《财经智库》：这是否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张林：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只要需求出来了，技术本身有不确定性，就是投入的问题。原来不清楚是要用编程的方法还是用大模型的方法，现在比较明确了大模型的路线。机器人的爆发有其充分条件，即人力成本上升，而制造业能力增强，成本在下降。机器人爆发是确定性的预测。
《财经智库》：如果说深圳“硬强软不弱”，同时再加上基础研究的布局与产业驱动的科技创新结合，那么在体制和机制上深圳需要做什么？
张林：科学和技术发展也需要特区。在深圳，企业“唱主角”是一大特色，全市形成六个90%的独特经验，即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企业。
因此，我们将不断强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快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等。我们不会只想着“押宝”特定企业，而是注重营造创新所需的必要条件。
探索实行更加灵活的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制度。新型研发机构是深圳的一个创新，深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作为全国第一家新型科研机构，首创了“四不像”模式，之后又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医学科学院等新的尝试，前者构建起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后者探索建立由政府投入、慈善捐款、转化收益、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注入等多元投入机制。在此基础上，深圳将探索实施顶尖科学家“全权负责制”，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科研成果，充分赋予其自主权，以科研“松绑”激发人才积极性和能动性。
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深圳已率先在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实施“项目经理人”和“业主制”，以“揭榜挂帅制”实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集中解决了一批“卡脖子”问题。同时，还将实行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扩大“包干制”范围，使科研经费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发挥更大效益。
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体系。深圳以立法形式将激励办法由“先转化后奖励”调整为“先赋权后转化”。陆续推出“先评估后买断”“先授权转化再确权”、职务成果单列管理制度等新模式。将设立20亿元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等。
支持重大创新平台载体加快发展。目前深圳正在建设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以及合成生物、脑解析与脑模拟、自由电子激光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近期，由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发起的河套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深圳），以及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深圳）、北京大学科学智能学院三大平台陆续建设，为深圳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实现更多原始创新突破提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