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优势不在于增长速度，不在于经济总量排名，而在于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血脉里流淌着的追求创新的能量和动力。深圳强大的创新力，来源于过去的体制创新，来源于几代执政者接力棒式的坚守、执着和耐心，更来源于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开放、包容、多元文化社会和城市精神。
也正是移民城市的特色以及“三无”（无资源、无技术、无人才）特点，使深圳对未来的前景高度敏感，这构成了深圳特有的渗透到骨子里的危机意识。过往45年，深圳遭遇过多次挫折与衰退，引起过无数次全民对“危机”的大讨论。而深圳则每次都能从这样的“危机”讨论中，厘清方向，再次创新、再次崛起。
深圳经历四次结构性转型
深圳骨子里就是个喜欢谈“危机论”的城市。过往45年，它经历过无数次危机，用王安石那句话概括，“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深圳45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太多了，充满了危机感。“危机意识”决定了深圳的成功。
深圳是个周期性很强的城市，大概十年一个创新周期。一个“风口”来临，大量资金涌入、出现繁荣，迈入稳定期，再进入淘汰和衰退期，衰退带来危机，危机促使改革，再次繁荣。深圳走到今天，正是每一轮产业浪潮来了，大量新的资源要素涌入，大量企业迭代升级的过程。
深圳经历过四次结构性转型。从重视发展速度到发展质量，不断从廉价要素向创新驱动转移。第一阶段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工业化，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初步形成外向型的工业发展格局；第二阶段以模仿创新为代表，“山寨”经济现象成为深圳工业化的新特征，发展经济学评价为“知识外溢”；第三阶段则为“山寨”激发了一种新的生态系统，走向大规模制造产业；第四阶段，2012年前后至今进入了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互动的逻辑
华强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深圳的创新精神。深圳曾经无人才、无技术、无产业，这个地方只能是“找市场、不找市长”。“三来一补”的城市，所有合同都和外资签，出了纠纷找市长，市长能解决吗？不可能，所以慢慢习惯了法治化。
经历“三来一补”，深圳收获三样东西——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也给深圳训练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深圳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一个农民工建的城市，这是打工者建的城市。”上世纪80年代，务工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小学五年级；90年代初，进入初中文化阶段；90年代末期，进入初高中阶段。陈志列做过深圳市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他的公司专门做特种计算机。他在2005年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什么叫高科技企业？敢用大学生就是高科技企业。人才密集度就是高科技企业的标志。”陈志列的特种计算机就是这么做起来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专精特新”的代表之一。华为怎么创新？一年几千名大学生。比亚迪怎么创新？也是一年一大批大学生带来新活力。
回顾深圳不同发展阶段，都在讲述“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故事。深圳科学基础差，高端人才少，创新怎么来呢？深圳的企业和全国350所大学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科研成果就从大学、研究所源源不断走出来，在深圳源源不断地产业化。
其实，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怎么有为、怎么有效？不是政府拍拍胸脯就是“有为”，今天指着这个地方“拆”，明天指着那地方“拆”，不是这样。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都在努力建立一个市场和企业能够搭起关系的平台。有了这个关系，科学就能够顺着市场的渠道进入企业，政府在这里起到一个支撑作用。比如，关于创新的立法，全国最早的VC/PE的立法都出自深圳。整个创新的过程，演绎了一个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怎么结合的逻辑，如何用政府这个手推动科学和产业的融合。深圳这几轮走下来很成功，在不同的产业上凝聚着不同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