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创办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到2024年深圳理工大学正式招生、跻身全国首批八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之列，近20载的探索使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亟待冲破传统桎梏，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与学科交叉中，开辟一条面向未来的革新之路。
打破壁垒：让产学研融合释放乘数效应
高校教学与科研机构、产业实践的割裂，长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痛点。传统模式下，大学侧重教学与人才培养，科研机构专注科学研究，形成两条平行发展的轨道。大学课程体系的更新滞后于产业技术变革，导致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间出现巨大鸿沟——一方面是部分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另一方面是高新技术企业深陷“求才若渴却无才可用”的窘境。
科技革命的加速迭代与产业结构的深度升级，正倒逼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实现深度耦合。
顶尖科技创新往往诞生于大学与科研的深度联动，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协同创新、加州理工学院与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产学研闭环，皆是科教融合的典范。依托高水平科研机构打造顶尖研究型大学，已成为全球共识。
新型研究型大学肩负着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使命，应主动打破教育、科研、产业间的壁垒。
深圳理工大学正在进行着一系列探索：通过人才“双聘”制度引进一流科研人员授课，联合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研究机构，构建以大学为核心的科学城生态。如此生态将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学生不仅在课堂汲取理论知识，还必须走进实验室参与科研实践，提前洞悉行业未来形态；深入企业投身应用实践，明晰知识的落地场景，将企业创新中的实际难题转化为研究课题。如此一来，毕业生手中不仅有成绩单，更能拿出破解产业痛点的解决方案。我始终认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才是一条“1+1>2”的人才培养捷径。
深圳理工大学外景。图/视觉中国
重构体系：以学科交叉探索颠覆性创新
现代科技创新早已跳出线性传导的窠臼，更像一张多学科交织的网络，而科学和技术的突破往往发生在交叉地带。单一学科受限于固有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难以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交叉学科则是通过不同思维的碰撞，易于突破传统边界，催生“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与化学奖均授予计算机领域学者，便是学科交叉迸发创造力的明证。
顺应这一趋势，大学必须打破专业藩篱，为前沿科技与高新产业输送复合型人才。
光刻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涉及材料、光学、电子、机械加工等多学科知识技术，需要跨领域整合。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能坐稳光刻机巨头之位，埃因霍芬理工大学的支撑功不可没：该校持续向ASML输送跨学科高端人才，校企协同攻关半导体难题，不仅相互成就，更助力埃因霍温从“铁锈城市”蜕变为科技新城。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大学应冲破“单一学科思维”枷锁，缩减或裁撤过时专业，依据前沿科技趋势设置交叉学科专业，推进理工学科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的跨领域整合能力与创新意识，助力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人才高地。
延续火种：以特区精神驱动教育革新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科研机构与大学建设总体起步较晚。在缺乏充足学术资源的背景下，凭借“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孕育出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孵化出华为、腾讯、大疆等标杆企业。企业始终是深圳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但随着创新需求从增量式创新转向颠覆性创新，高校与科研机构资源的匮乏，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深圳“源头创新”能力的提升，导致部分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遭遇技术瓶颈。为此，深圳近年来大力发展教育与科研事业，力求补上这块“短板”。历史包袱较轻的特点，也让深圳在推动教育、科研、产业深度融合时具备独特优势。
当前教育与科研体制仍存诸多束缚，亟须更紧密地对接社会与产业发展节奏，解决好过多行政化干预束缚以及高校硕士点、博士点审批周期过长等问题……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先试先行的精神不能褪色，教育与科研体制创新更应以“特区精神”寻求突破。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探路者，若被赋予更多自主权，完全有能力培养出更多比肩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
正如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路径，我们正在期待，新型研究型大学能为中国高等教育蹚出一条革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