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华大集团（下称“华大”）发轫于北京，但受多重因素制约，尤其是当时基因技术的产业化前景尚不明朗，最终选择了深圳这片允许先行先试的热土。我们曾考察过多个城市，相较之下，深圳对创新的鼓励、对失败的包容尤为突出：不看重资历辈分，只关注实际成果，民间资本也更为活跃。
华大如今能够成长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力量，离不开深圳的信任和支持，而这过程背后体现的正是深圳的创新密码：允许试错。
从“允许试错”到“系统布局”
华大在深圳的成长，见证了这座城市创新生态的迭代升级。当年的深圳，在科学研究、教育事业、人才引进、新兴产业等领域展开了大量前瞻性布局与投入，系统性推进了一系列如今看来影响深远的举措：打造“深圳十大基础科学设施”、规划建设光明科学城、提出“深圳标准”等，为后续发展筑牢了根基。
深圳支持华大筹建深圳国家基因库，还支持华大收购美国CG公司（Complete Genomics）——我们在CG公司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为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2014年，深圳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纳入民生项目，政府投入资金，由华大负责开展检测工作，推动这项技术加速走向临床应用。这笔资金对深圳而言或许数额不多，但对彼时的华大却堪称“及时雨”，帮助我们成功度过初创期。
如今回望，深圳的独特之处在于“敢赌”：并未因看不到产业回报而将华大拒之门外，反而秉持“腾笼换鸟”的理念，让高新技术企业逐步替代一部分传统制造业。这种突破常规的包容，恰恰在当时为华大等科技企业最迫切需要的养分。
华大的发展逻辑：坚守基础研究为基
华大发展至今，探索出一套契合自身特质与行业规律的内部运行模式及创新机制，这也是我们能在这片土地扎根生长的关键所在。
首先，深耕基础研究，坚守“科学—技术—产业”的联动发展路径。多数制造行业的发展模式，或是从产业到产业的闭环，或是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尚未触及基础科学层面。但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仍处于突破期，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完成科学发现，再开展技术发明，最终推动产业发展。这条路径看似迂回，却为持续发展积蓄了后劲。目前，华大研发人员占比约40%，研发投入占比达25%-30%，已发表论文5000多篇，其中包括700多篇《自然》《科学》《细胞》及其系列期刊级别的论文。
其次，在夯实基础研究的前提下，积极投身国际化竞争。唯有积累足够数量的基础研究成果，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才能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发达国家展开平等对话。2022年，华大在与美国公司因美纳（Illumina）的专利纠纷案中胜诉，获赔3.338亿美元，这一胜利不仅对华大自身发展意义深远，更重塑了基因测序领域的全球格局。
此外，信任年轻人，将荣誉赋予真正的创造者。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打破论资排辈的桎梏，为年轻人提供施展才华的实战机会。比如，华大发表的《自然》《科学》《细胞》论文第一作者在文章发表时的平均年龄仅约27岁。年轻人的活力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今的学术界、教育界也应更多地向年轻人敞开大门，科技创新才能永葆生机。
创新生态需要“再突破”
近年来，受全球局势影响，外向型经济面临阻力，部分领域监管趋严，生物领域也是同样。例如，深圳在生物科学领域仍需推出更多民生服务性项目；深圳虽然针对基因和细胞治疗进行了地方立法，但至今未能取得政策突破，而海南博鳌已为临床项目打开了局面。
当下亟须思考：下一个能代表深圳的产业是什么？未来的新增长极在哪里？
生物经济的范畴极为广阔，涵盖医药、农业、制造、环保等多个领域，产业潜力远超想象——健康、长寿、农业改良等需求永无止境。相较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已具备相对清晰的发展路径，生命科学到技术产业的转化路径尚难完全预测，但生物经济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根基与核心之一，是我们必须树立的战略共识。
中国拥有14亿人口，且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与成熟的技术路线，能够以全球最低的成本，将生物样本持续转化为数据，并构建疾病防控模型。但目前我们面临诸多瓶颈：基础投资不足、应用场景有限，尤其是政策监管和法规体系的放开力度不够，这些都需要政府进一步展现担当与魄力。
深圳这一方创新的沃土，能否再次引领中国下一轮新质生产力的爆发？这正是当下需要破局的关键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