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发展的底色是市场与企业。当下的深圳，既需要宏观层面的战略设计，也需要继续守住“初心”——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让政府坚守服务本位，更多引进工业界科研应用人才，让人才与产业实现真正的同频共振。
政府的角色与边界
深圳之所以能够书写今日的跨越式发展传奇，企业家的奋斗是根基，政府的“松绑”是滋养成长的土壤。当前，深圳民营企业占比超90%，从华为、TCL到腾讯，一批横跨科技、制造、互联网领域的领军企业在此扎根壮大。可以说，以民营经济为根基的生态体系，构成了驱动深圳发展的核心动能。
产业发展的轨迹，往往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不宜对产业发展施加过多过细的干预，而应侧重于服务企业，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
企业的战略——“战”要明确应当做什么，“略”要厘清不应做什么，具体事务应交由企业主导。在大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更需重视对中小企业的长期培育，才催生出科技企业的爆发式成长。
回溯当年华为还没有发展起来，在遭到竞争对手恶意举报的关键时期，深圳市领导主动为企业澄清事实、推动公正审计，助华为渡过危机并持续壮大。这展现了政府应有的担当——既为企业营造优质发展生态，保障企业家自主经营；又在企业面临不正当竞争或发展阻碍时，成为坚定的护航者。
让企业和企业家真正成为市场的主角，这不仅是深圳闯出来的成功路径，更是中国经济破浪前行的深刻启示。
人才与科研政策需精准施策
当下，全国城市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深圳也在大力引才、布局研究机构，但仍存在隐忧。基础研究固然重要，地方政府的投入更应首先瞄准本地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痛点”。
从科技史看，基础研究未必一定领先于产业研究——比如，先有蒸汽机发明，后来才有热力学及燃烧动力学等的发展；先有飞机的发明，空气动力学才逐步形成系统理论。
当今世界，企业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与成果已远超大学。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的承载基地更多侧重基础研究，“卡脖子”技术则更多源于企业研发。
人工智能时代的GPU芯片是英伟达发明的、飞机发动机是GE研发生产的，飞机是波音研发制造的，这些改变行业格局的核心技术皆诞生于科技企业。国内大型科技企业也已构建了成熟的跨国研发体系，深圳的华为、腾讯、大疆等企业研发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仅华为2024年研发投入就达1797亿元。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才是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关键。
鉴于此，深圳的人才引进政策与科技投入战略需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笔者建议，深圳在引进基础研究和产业人才方面，应加强来自跨国企业的产业界研发人才的引进，大学工科院系引进教授，要保证有20%-30%来自工业界、有研发背景同时对培养学生有热情的人才，而不是靠论文进入大学以写文章为主的人才。
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同样值得关注。1973年，台湾地区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从跨国企业大量引进人才，聚焦产业技术转化，最终带来了芯片产业崛起、拉动经济跃升的效应。深圳可考虑搭建或整合壮大类似的产业人才孵化平台，让产业经验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深圳先有产业发展，后有高校建设。高校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应承担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职责。工科大学的使命，从来不是只盯着论文，而是要解决产业的实际难题。唯有加强与各企业的深度合作，才能紧跟前沿科技的脚步，让自己的研究不至于只产生文章而不能产生任何价值。
从全球发展来看，基础研究大部分是由中央政府或基金会捐款资助的；对于地方政府，有限的科研资源一部分（30%）可用于基础研究，更大的份额应该去资助那些能对地方经济产生价值的工业研究。
因此，深圳的科研经费除投入到基础研究外，应更多鼓励工科教授们去与企业合作做研发，解决企业实际需求，将资金投向能破解企业难题。大学教授如果得到企业资助的横向项目，政府可按一定比例（如1∶1）配套支持；因为企业愿意花真金白银资助的科研项目，必然紧扣产业需求与行业趋势，具有更高的研究与支持价值。而企业在市场上竞争，自身的科研人员要做大量的调研，也不可能花冤枉钱资助教授去做只是纸上谈兵的项目。政府支持工科院校的科研经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交由企业决定真金白银投入一个项目。
科研搞清“真问题”是成功的一半，而问题应该来源于企业。研究生都是通过科研项目培养的，如果大量的教授只做纸上谈兵的研究，不仅浪费宝贵的科研资源，而且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只会纸上谈兵，这更是巨大的浪费。如果工科教授的课题来自企业，通过这些课题培养的学生也会尽快成长为对企业有用的人才。
产业规划需着眼长远发展
中国当前正大力支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赛道，地方政府在产业选择与支持力度上，需遵循客观规律，在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以电动汽车为例，当前行业已出现内卷式竞争的发展趋势，行业整体利润微薄。在此情况下，是否继续扩大电动汽车产能，需要审慎考量。电池回收就是其中尤其需要重视的问题，目前电池回收还缺乏经济效益，回收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产业闭环。
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兼CEO（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说过，管理的核心在于“衡量标准（Measure）”与“奖励机制（Reward）”。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产业发展成败的衡量标准和政府考核体系的设定，这对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深圳的优势一直都在，一批勇于开拓的企业与市场驱动体系仍在，只要政府找准服务定位，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让创新资源更加贴合产业需求，深圳将在时代进程中走出更坚实的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