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角色正发生根本性转变。随着特朗普政府于4月2日发起“关税解放日”行动，并于8月7日正式实施 “对等关税”政策，美国正从二战以来自由贸易体系的倡导者，转变为以高关税为门槛的“准入贸易”主导者。
这一战略转型标志着美国不再以降低壁垒、扩大市场为全球贸易核心目标，而是将贸易关系重新定义为“付费准入”机制——任何国家若想进入美国市场，必须先支付高额“入场费”。
美国贸易政策转向：从“自由贸易”到“准入贸易”
1.“美国优先”与“公平贸易”的悖论。特朗普贸易政策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口号，主张通过保护主义手段实现“公平贸易”（Fair Trade）。其核心逻辑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尤其是制造业岗位流失、贸易逆差扩大和国家安全风险加剧。为此，特朗普政府提出“准入贸易”概念，即通过高关税、双边谈判和产业保护措施，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以实现“对等”和“互惠”。
这一逻辑与传统自由贸易原则形成鲜明对比。自由贸易强调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特朗普的“准入贸易”则以“公平”为名，实则通过单边手段重构贸易规则。表面宣称“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实则通过经济压力迫使他国接受美国主导的规则。
2.单边主义与多边体制的对抗。特朗普政府对多边贸易体系（如WTO）的长期质疑，是其转向“准入贸易”的关键因素。特朗普认为，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未能有效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且发展中国家常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因此，他主张以双边谈判取代多边框架，通过“非对称力量”施压，实现单边利益最大化。例如，特朗普在2025年8月威胁对欧盟和加拿大加征更高关税，迫使后者在汽车、农产品等领域做出让步，甚至要求欧盟“选边站队”。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利用美国庞大的进口市场和美元霸权地位，将贸易谈判转化为“经济勒索”。因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场“胡萝卜加大棒”的博弈，胡萝卜是市场准入，大棒是关税威胁。
特朗普“准入贸易”的核心逻辑及具体措施
1.从“惩罚性关税”到“基础性准入税”。
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期的关税政策主要针对中国等特定经济体，具有明显的“惩罚性”与“谈判工具”色彩。而2025年的“对等关税”则演变为一种普遍性、结构性的市场准入机制。根据8月7日生效的政策，美国对全球69个贸易伙伴实施分类分级的关税税率，最低为10%，最高达50%，平均关税水平升至15.2%，为1934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最高。
这一政策的核心逻辑是：美国市场不再是开放的公共产品，而是需要“付费进入”的私人俱乐部。无论盟友或对手，只要向美国出口商品，就必须承担“基础关税”这一“入场费”。例如，欧盟、日本、韩国等长期盟友均被征收15%的关税；印度因被指大量采购俄罗斯原油，被加征50%关税；巴西、加拿大等国税率也被上调至35%-50%。
进一步分析，特朗普“对等关税”策略的确是一整套机制化设计。“对等关税”在特朗普关税1.0版本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优化，使其更具备长期执行的可能:一是税率标准化。将原本随意设定的税率调整为5%的倍数（如10%、15%、20%…），便于海关执行与后续谈判。二是分类分级管理。根据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逆差、地缘政治立场等因素，对不同国家设定差异化税率。例如，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被统一设定为19%的“特殊档”。三是附加“转运税”与取消小包裹免税：为防止企业通过第三国转口规避关税，美国加征严厉的“转运税”，并取消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进口包裹免税政策，堵住“灰色通道”。
这一系列措施表明，美国正将关税从临时性谈判工具，转变为长期、稳定、可预测的市场准入制度，标志着其从“自由贸易”理念向“准入贸易”现实的彻底转向。
2.从“规则领导者”到“收费看门人”。
美国这一战略转变的背后，是其对全球权力结构、经济模式与自身利益的重新评估。
一是地缘政治工具化：以关税施压实现战略目标。当前，关税已经俨然成为美国推行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工具。例如，对印度加征25%关税，直接原因是其持续采购俄罗斯原油，被美国视为“资助战争机器”；对瑞士、加拿大提高税率，则是对这些国家“不听话”的惩罚。这种“关税棒”策略，使贸易政策彻底沦为政治勒索工具，严重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的非歧视原则。康奈尔大学著名贸易政策教授普萨德认为，“特朗普正用加大号的关税棒砸碎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美国不再扮演“规则领导者”，而是退化为“收费看门人”——谁付钱，谁进门；谁不听话，谁被拒之门外。
二是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再锚定”。 “准入贸易”的战略迫使全球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全球布局。为规避高额关税，跨国企业不得不将生产基地向美国本土或“低关税区”转移。例如，丰田宣布加大在美国南部工厂的投资，生产专供北美市场的电动车。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 “再锚定”（Re-anchoring），即全球供应链不再单纯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优先考虑市场准入成本。美国正借此推动制造业回流，重塑以北美为核心的区域化供应链。
三是建构美元霸权新的“储币税”逻辑。特朗普“准入贸易”策略的核心在于利用美国庞大的进口市场和美元霸权地位，将贸易谈判转化为“经济勒索”。正如美国白宫顾问斯蒂芬•米兰在《重构全球贸易体制：使用者手册》中所揭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里芬困境”已日益严峻——美国需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但逆差本身又削弱美元信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正是对此困境的回应，即将美元的“免费使用”转变为“有偿服务”。在“准入贸易”体系下，各国为进入美国市场，必须积累美元储备以支付关税，这反过来强化了美元的全球需求。同时，稳定币发行商为满足储备要求而大量购买美债，形成“数字美元—美债”闭环，为美国财政提供低成本融资。这一机制，实质上是将美元的“铸币税”升级为“储币税”，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嵌入美国的收费权。
“准入贸易”不仅旨在解决贸易失衡更在全球产供链重塑
一方面，为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针对性打击，特朗普的“准入贸易”政策针对不同国家采取差异化策略：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中国被征收34%-60%的关税，涉及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此举不仅意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还试图通过“脱钩”削弱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力。欧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钢铝产品征收25%关税，并威胁扩大至其他行业。欧盟虽以报复性关税回应，但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迫使其在谈判中妥协。墨西哥：墨西哥作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伙伴，被迫延长《美墨加协定》（USMCA）的过渡期，以换取关税暂缓。特朗普政府借此要求墨西哥在能源和农业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加拿大：加拿大因拒绝接受“对等协议”，被单独加征35%关税。尽管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强调“主权平等”，但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约80%）使其难以真正反击。
而另一方面，通过高额关税旨在实现对美国的 产业保护与“友岸外包”战略。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加速了全球供应链从“效率导向”向“安全导向”转型。跨国企业为规避关税风险，开始将供应链从单一国家（如中国）分散至多个地区。例如，东南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市场成为制造业新枢纽。而特朗普将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准入贸易”政策不仅针对商品贸易，还延伸至产业链安全领域。其核心目标是通过高关税和产业补贴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并建立“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体系。
例如：《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令：要求商务部调查贸易逆差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建议通过关税和补贴保护关键产业（如半导体、新能源）；25%汽车关税：针对日本、德国等汽车制造强国，迫使它们在美国设厂或调整供应链；设立对外税务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ERS）：这一新部门负责征收来自外国的所有关税、税费及收入。
特朗普“准入贸易”的长期代价将由全球共同承担
特朗普的“准入贸易”政策标志着全球贸易体系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倒退。其长期代价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放缓、供应链效率损失和通胀压力上，更在于对全球治理规则的系统性破坏。其所带来的经济成本、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分裂，远超短期利益。“准入贸易”政策虽在短期内为美国带来关税收入，但其长期代价由全球共同承担。
1.经济代价：全球增长放缓与通胀螺旋。
一是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造成严重拖累。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直接冲击了全球贸易流量，导致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7月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较年初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则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年初的2.8%降至2.3%；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下降0.2%，若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进一步升级，全球贸易可能萎缩1.5%，相当于二战后最严重的贸易衰退之一。
二是导致全球通胀风险与成本螺旋式上升。高关税直接推高进口商品成本，并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区域化与冗余化将使得跨国企业为规避风险，建立多重供应链。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提升了安全性，但牺牲效率，推高长期成本。而中间品关税反噬美国本土产业。美国对零部件加征关税，反而抬高本土制造业成本，削弱其国际竞争力。美国核心通胀率在2025年6月升至2.9%，其中服装、电子产品和家具类消费品涨幅尤为明显。联合国贸发会《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预测， 2025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将因为关税、利率、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紧张等因素继续下降。美国国内的私人企业投资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环比下降18.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9.7%。在“对等关税”和“准入贸易”下，全球消费者负担的加重尤为显著。以美国为例，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低收入家庭被迫转向“低价套餐”和小包装商品。根据耶鲁预算实验室报告数据：特朗普对等关税后，美国总体平均有效关税税率为18.3%，为1934年以来最高。特朗普关税对消费者影响，相当于2025年平均每个家庭短期收入损失2400美元。关税是一种累退税，尤其在短期内，这意味着关税负担更多落在收入阶梯底部的家庭身上，而不是顶部家庭身上。2025年处于第一和最高十分位数的家庭平均年度成本分别增至1300美元和4900美元。中位家庭成本为每个家庭2200美元。
2.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加速“美国化”vs.“去美国化”。
深入研究看，特朗普“对等关税”的经济逻辑就是“贸易逆差＝不公平”；“关税水平差异＝价值侵蚀”；“市场准入＝可交易资产”。由此，美国把关税政策从“保护本国产业”升级为“对外征收租金”，即“黄金门票”制度，即谁想进入美国市场，就必须用投资、技术、政治让步或贸易再平衡来购买门票。但面对美国的关税高墙，各国是加速“美国化”还是“非美化”并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贸易体系一定加速多元化。今年前7月，中国对美出口仅占总额的不足15%，而对东盟、欧盟、非洲、中亚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9.4%、3.9%、17.2%、16.3%。中国与东盟、欧盟贸易总值占我国外贸总值的近三成。企业通过东南亚中转或直接开拓新市场，绕过美国壁垒。区域贸易协定有望加速。欧盟正在加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达成自贸协定。尽管内部仍有争议，但欧盟坚持推进以对冲“对等关税”风险。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定影响力上升，形成多极化贸易网络。
3.全球合作困境：地缘政治分裂与规则重构。
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特朗普的“准入贸易”政策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分裂。美国要求盟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紧张，欧盟、加拿大等传统盟友被迫在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之间权衡。例如，加拿大因拒绝接受“对等协议”被单独加征35%关税，但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迫使其妥协。这种“胁迫式外交”破坏了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
全球规则重构的挑战。特朗普试图通过单边主义重构全球贸易规则，但其“美国优先”逻辑难以获得广泛认可。例如，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对等开放市场”，却拒绝接受WTO非歧视原则。这种规则重构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还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彻底重构——从规则导向转向权力导向。
4.国内政治博弈：短期利益与长期代价的冲突。
从国内看，“对等关税”及“准入贸易”将使得美国面临短期政治收益与长期经济风险之间的冲突。特朗普的“准入贸易”政策在短期内赢得了制造业选民的支持。例如，密歇根州汽车产业虽因关税损失70亿美元利润，但其“保护本土就业”的口号吸引了中西部“铁锈地带”的选民。然而，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已被证明。同时，“准入贸易”政策所形成的产业保护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特朗普政府通过“准入贸易”和补贴政策保护关键产业（如半导体、新能源），但这种“产业政策”模式存在致命缺陷。例如，《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令要求设立对外税收局（ERS）征收关税以补贴本土企业，但高关税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却转嫁给了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这种“输家补贴赢家”的逻辑，最终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经济失衡。
综合研判，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标志着美国正式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改造为“准入贸易”体系。这一转变不仅是关税税率的调整，更是全球权力结构、资本流动逻辑与贸易哲学的根本性重构。短期内，美国或能通过“收费”获得财政收益与政治筹码，但长期看，其代价是全球信任体系的瓦解、跨境供应链效率的损失与“去美国化”趋势的加速。
未来，各国需在多边改革、区域合作和技术竞争之间寻找平衡，以重建开放、公平的全球贸易秩序。正如历史教训所示，贸易保护主义的“零和博弈”终将反噬自身，唯有通过规则导向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美欧所首席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