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的实名微博“@许倬云说历史”，最后一则微博，更新于7月24日，内容与抗战有关。十天后，老先生于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消息传开，海内外主流媒体、社交平台，很快被海量的悼念文字刷屏。
著名歌手王力宏如此追忆他的七舅公许倬云：“…他相信，如果身体无法强壮，那就要让思想变得坚不可摧——精神的力量，可以超越肉体的限制。也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成为我们心中真正的巨人。…他留给世界的，是一个高大的背影。”
另一个有关许倬云的动人细节，很多人也还记得。2019年暑假，每一个清华大学新生都收到一份别致的礼物——许倬云的代表性力作，《万古江河》。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致新生信中说，“《万古江河》是一本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中国历史文化力作”，邱校长寄语学子，“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清华校长力荐，著名歌手发声，有否可能触动史学界之外更多的年轻人，去认识许倬云，了解许倬云？也许。但愿。
关于许倬云，国际学界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共识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他一生出版发行的专著超过40本，合著超过20本，80岁后，也有8本新作问世。他先后执教于中国台湾、美国、中国香港的多所大学。去世前，他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学术人生，纵走古今，横穿中西。
许倬云一生从未间断过对世界和历史的关照。晚年，他坚持写作，发微博，与大众对话。92岁那年，他已瘫痪，只剩下右手食指还能动，吃饭都得靠人喂，但他依旧在电脑上看报、看新闻。去年有媒体采访他，他说：“我94岁了。但该做的事，我不要耽搁，尽量做下去。”
在许倬云看来，历史，是人文学科里，与“人”最有关联的部分。文学、艺术和音乐，激发促进内心感受；而历史则是认识自己。人必须知道过去，才能知道今天知道未来。所以，史学应该为一般人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础知识。
秉持此理念，许倬云一生倾力主张，要把目光投向一个个具体的“人”，“关注常民”，“为常民写作”。在他眼里，中国文化的精神，多不在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而是在市井陋巷、山野乡村、街谈巷议、共话桑麻。
他在《西周史》序言里写道，“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1999年退休后，许倬云全力倾注大众史学著述。“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也是《万古江河》的写作初衷——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形成，为老百姓写史。“学历史的人悲哀的就是，自从有历史，人就在说谎，没一个皇帝不说谎，没一个总统不说谎。我们学历史的人就是要戳穿谎言，但谎言戳穿能有几个人看见呢？几个人能看得懂呢？但我还非得做不可，这是我的责任，专业的责任。”
睿智如斯的许倬云，现实中，却曾经是“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的人。他出生即残疾，因先天肌肉萎缩，他手脚内翻，双脚无踝，人站不起来，直到13岁，借助双拐，他才得以走路。16岁之前的许倬云，没有接受过一天学校教育。幸运的是，家庭给了他最大扶持。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清末海军军官，曾参加辛亥革命，后成为国民政府海军少将。16岁前，许倬云的“课堂”，是父亲书房的各种书籍，以及父亲每天读报了解新闻后，用图钉在地图上做标注，陪他闲聊时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许倬云随父母颠沛流离四处逃难。逃难途中，电线上的半具尸首、树干下的一条大腿、无头女尸旁边的婴儿……一幕幕战乱惨状，许倬云铭记终生。小小年纪，他耳闻、目睹、亲历着“国人之共患难与共求生”。
1948年，许家迁往台湾。1949年，许倬云考取台湾大学外文系，因国文、历史成绩优异，经当时的台大校长傅斯年亲自劝说，第二年许倬云转入历史系。
1957年，在时任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及其好友胡适的帮助下，许倬云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攻读博士学位。他同时选学韦伯理论的课程。韦伯理论，帮助他将许多杂乱的学科知识组合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工作，均以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方法与角度，去集中讨论一串专题。
1962年，许倬云担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兼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工作。八年后，他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他的研究方向逐渐聚焦于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和汉代史。
“不要把自己框在一时一刻的局促里”。这是许倬云做人、治学的思路。他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治史，注意力从不停留于某一孤立知识。其研究重点虽为中国古代社会，目光却从未局限于一个时期、一个国家，而是与各国历史相比较，横向比，纵向比——“跳出”中国，以世界的眼光，去看中国。这实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化研究，历史观之开阔，显而易见。
自战乱时代活下来的人，对时代与个体的出路，多有深刻的思考与自省。许倬云也不例外。他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局限。此类情绪若无适度控制，将造成盲目与短视。“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
许倬云目光所及处，诚如著名学者刘擎所赞，“先生以博古通今的学问，关切民族与国民的境遇，思考人类文明的命运。”
在许倬云眼里，当下很多文化是打扮出来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新的理想没有出现，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今天的网络空间里，每个人彼此影响，但是难得有人自己想。听到的消息很多，但不一定知道怎么拣选，也不知道人生往哪个方向走。”
由此，许倬云毕生都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而让他遗憾的是，很多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是检索机器，而不是思考者”。“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新的婆罗门阶级正在出现。”“现在的知识分子，是网络知识分子。今天的教育，教育的是凡人、过日子的人。”
备受中国大陆“60后”“70后”喜爱的作家王小波，平生“最最推崇”的老师，是许倬云。1984年，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读研究生，导师正是许倬云。其时，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已有初稿。许倬云看完初稿后直言不讳，“文字是矿砂还是铁胚？是绸缎是利剑？全看有没有淬炼功夫。文章要干干净净，而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了。”经一再打磨的《黄金时代》，后于1991年出版，许倬云为之力荐。他说，“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我却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王小波在《生命科学与骗术》一文中这样写许倬云，“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成洪水猛兽，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许倬云的很多见解，一个共同脉络是“寻找一种中国式的安身立命”。因为身体原因，他小时不得不困于家中，或被放在人多之处，大人忙活，小伙伴玩耍，而无法行动的他，只能旁观，地上爬的虫子、搬家的蚂蚁，他都能兴致盎然地看上大半天。此类往事，曾被他记录并归结为“安顿自己”。这四字，也成为他对生命的主张。他说，要多读历史，看清世界大体运转的规律，一点点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人要往里走，安顿自己。”
人们评论许倬云，“他是属于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他触摸到旧文明系统的夕阳，同时又有中国文人少见的西方式的知识训练。”
如此一位“旧时代的新人，新时代的旧人”，生活中也有无数温情的瞬间。他最为感恩他的母亲、妻子与孪生弟弟，称他们“是守卫天使，是我一辈子的福气”。他曾在公开的讲座上打趣，“王力宏你们知道吧？他是我外孙，唱的歌挺肤浅的。”（许倬云的大姐许留芬，早年曾任台北商专会统科主任，是著名歌手王力宏的奶奶。）
“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的。”这是许倬云的心声。在一档著名访谈节目中，当被问及人生最大遗憾时，老先生沉默良久，眼噙热泪，缓缓说了七个字：“但悲不见九州同”。
2022年，病中的许倬云说：“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不是哪个点、哪个面，是一个文化体，那是我的中国。那个中国里有孔子，有孟子，有董仲舒，有司马迁，有苏东坡，有杜甫，有辛弃疾，有杨万里，有范文正公，有黄山谷，有王阳明，有顾亭林，等等。那个中国里有经书、诗词、戏曲、建筑，有人性，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还可以回到那里。”
想来，应该是这样的了——许倬云先生并未离开，他只是安然地“回到那里”，回到了他的“真正的归属”，那个“永远不停的中国”。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