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由三亚市人民政府支持，《财经》、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论坛主题为“探寻复杂环境下高水平开放之路”。
国际独立仲裁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陶景洲表示，外企在过去几十年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进出口格局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外商投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需要做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要提高透明度，所有的适用于外国投资的法律必须是公开的，其次要真正实现法治化，这是实现让外资可以稳预期的重要举措。
“在推动外商投资方面，需要我们有更加务实的精神，为我所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的措施我们就应该大胆的去试。”陶景洲表示。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陶景洲：我们这个环节是讨论全球经济挑战，今天论坛总的标题是说复杂环境下的高水平开放之路。我过去38年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代表外国企业在华投资。我经历了从1978年7月1日中国的《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一直到现在为止的外商投资全过程，1978年公布《合资经营企业法》后不久，我正好在中信实习。
全球经济的挑战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总结了这么几项，一个是现在有一种区域性的协议逐步取代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机制的一种趋势，因为世贸组织在特朗普总统决定不再任命新的上诉机构的法官之后，世贸组织能形成一个有拘束力的决定的职能得到了很大的减弱，而且CPTPP以及其他区域性的协议事实上取代了世贸组织的多边安排，这是一个全球经济挑战从制度层面的一个方面。第二，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为理由的审查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各个国家不管欧盟、美国、澳大利亚，都在说我们要增加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对各种各样的投资行为和贸易行为进行审查，这是第二个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挑战。第三，对海外投资的禁止性的和限制性的规定在逐步的增加，过去也有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等等，但是没有像过去几年那样有特别严格的实施，所以对于海外投资特别是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制度在欧盟在美国都有了比较大的增加。第四，以价值观为重要考量标准的供应链安排在逐步的加强，以价值观判断供应链的安全性，从而决定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替代性的供应链的安排。第五，俄乌战争和对伊朗的制裁等一系列单边的制裁措施造成了很多的长臂管辖在增加，从而影响到中国企业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使我们不能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的行为，否则会触发美国以及欧盟的长臂管辖方面的规定，这些是在我看来现在全球经济从法律制度层面上的一些影响。
下面说一下外企。外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进出口格局中也站了重要的地位，外企从今年开始有了从统计数字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这是令人担心的方面，怎么去扭转这种局势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提到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在复杂环境下的高水平开放应该还是回到我们2001年入世时的一些承诺，第一就是透明度，所有的适用于外国投资的法律必须是公开的，必须是先要通过公开讨论制定出来的法律，给这些外国企业投资者机会去评价这种制度性的安排是不是合适。我们当年入市时做了承诺，这个承诺应该切实执行才能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信心。第二是法治化，我们现在要稳预期，稳预期一个重要方面必须要把制度法治化，这点是需要我们做到的。回到中国入市时的承诺，透明度、法治等等，还是要稳住外资外贸的基本盘，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应该一视同仁的对待外企、国企和私企。外商投资方面可能需要我们有更加务实的精神，在为我所用这个大的格局之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的措施我们就应该大胆的去试。
何迪：关于国家安全，现在更多强调的是制造业的回归，像美国也是这样，中国高科技要自主研发，实际上的趋势都是越来越本土化，而不是越来越国际化，过去前二三十年是全球化的过程，所以它会相互依赖，国际安全或国内安全，把安全至于供应链和价值链之上的安排，会对未来全球格局生产和经济格局造成影响。
陶景洲：我们一直在讲卡脖子，既然美国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要自主发展，现在我们是不是能走出一条自己独立的技术发展道路，看来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政治智慧和科学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