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地引发广泛反响，目前以30种语言印行220余万册。该书以如此规模的智识影响，“将时代精神引向了另外一条轨道”。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之后，关于不平等议题的公共知识界讨论出现了新的焦点。与此同时，针对皮凯蒂及其著作的各类批评也不绝于耳。但经济学界对此书提出的有见地的学术批评，尚显零散，不成体系。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就认为，《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极为严肃的著作，提出了大量有待经济学家深入研究的课题，理应得到学术界严谨礼遇和重新审视。
有鉴于此，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数年后，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希瑟·布西、马歇尔・斯坦鲍姆等，将若干名家关于该书的探讨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皮凯蒂之后：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本书旨在聚拢学界共识，以严肃探讨《21世纪资本论》所提出的众多重大问题，并提醒经济学界同仁，应在皮凯蒂之后探索哪些主要研究领域。
《皮凯蒂之后》选入的众多学人文章，从不同思考视域出发对皮凯蒂及其思想作出分析评价，或褒或贬，均有细密论述和强大学理支撑。这些文章事实上成为一次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学术大论战。本期书摘为该书第22章部分内容节选，包括皮凯蒂针对前述学者评述的部分回复，以及他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来的新思考。
我希望把《21世纪资本论》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件半成品，而不是历史学或经济学领域的一本专著。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关于学科边界和方法论出发点的无效争议浪费了太多时间。我相信，不同学科之间的这些对立是可以也应该被克服的，而最佳办法就是针对宏大议题，尽可能把各门学科可以适用的方法与传统调动起来，用于展示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帮助。
各位专家在本书中从不同视野和方法出发撰写的多篇论述，是对我的研究思路出乎意料的尊重。现在这篇短文不可能对他们提及的所有观点都作出回应，并公正评价其中的丰富内容。我只试图简单澄清某些问题，并对自己书中显然没有充分阐述的某些内容做些完善，特别是关于资本和权力关系的多维度历史视角。
资本的定义
现在可以更细致地谈谈我试图在书中阐述的关于资本的定义。我曾想撰写一部关于资本的多维度历史，以及财产所有权跟不同类型资产占有形式带来的支配权之间的关系。我试图展示，在每个阶段，资本的不同变体会如何导致新的社会与制度妥协的结果，使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得到调节。我应该从一开始就澄清，这只是多维度历史叙述的序曲，因为其中的许多方面在我的书中仅仅作了概述。
在我的分析中，描述资本积累的单维度经济学模型、抽象概念与公式显然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只是起较为谨慎和有限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与理论模型和公式可以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帮助相称。对于现实的这种极度简化有时可以把两个给定抽象概念之间的有趣逻辑关系解析出来，它是有益的，但不可过于高估这种抽象过程的适用范围，也不能忘记研究中的所有概念最终都是由社会和历史决定的构造。只有与描述相同协商和冲突过程的其他表述形式相结合，理论模型采用的语言才能发挥作用。在下文中，我还将讨论经济学模型在其理论框架中扮演的特定和有限角色，对这方面的议题，我的书中或许没有阐述得足够清楚，并导致了某些疑惑。在我看来，资本最好被理解为一套多维度的复杂财产关系。
在《21世纪资本论》的第1章里，我就对该书要探讨的主要概念做了定义：“私人能够拥有和不能拥有哪些东西的边界，在世界各地随着时间有极大变化，例如奴隶制就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对空气、海洋、山地、历史遗迹和知识的财产权同样如此。特定的私人利益希望获取这些东西的所有权，某些时他们以效率而不仅是自利作为理由来支持类似愿望，却不能保证此类愿望同公共利益相符。资本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它反映着每个社会的发展状态与占据主导的社会关系。”
资本的占有形式与所有权的本质由历史决定，这显著体现在我对1865年之前美国南方奴隶制与奴隶资本作为财富形式的重要性的分析中，毫无疑问，那是所有权关系与所有者对他人统治权的最极端案例。正如戴娜・贝里在本书第6章强调的那样，我的论著没有足够重视奴隶制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也应该指出，我在书中陈述的对美国内战前奴隶总价值的估算以及同其他私人财富形式的比较，就我所知乃是首次明确尝试此类量化对比，并以此突出了奴隶资本的核心地位。
财产权利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属性，这一事实同样反映在我对德国公司相对于英美同行的股市资本化水平较低的研究中。该现象无疑与如下现实有关：德国的企业股东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无所不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同雇员、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分享权力，而这显然并未妨碍其实现相当水平的生产效率。由此清晰地表明，资本的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事物，而法律体制对财产关系的塑造至关重要。
资本的多种历史形态
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我试图展示资本在漫长历史上的多种形态及其市场价值表现，从农业用地到房地产，再到专业化、金融化和非物质化的现代资本。每种资产形式都有其经济和政治发展史，涉及权力关系与特定的社会妥协。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里，房地产价格和租金水平或上或下的大幅变化对房地产资本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一样。
这些价格变化本身是各种制度、社会、法律和技术因素复杂作用的产物，包括租金管制政策与规制业主和租户关系的其他法规截然不同的变化，经济地理与居住隔离的变化，以及建筑业和交通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技术革新节奏不同等。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例，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几个地方，我谈到了石油资本及其全球分布状况的重要性，与之相伴的统治和军事保护关系（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以及相应的主权财富基金某些不同寻常的财务投资战略对此造成的影响。
国家之间总资产持有水平的过度膨胀作为过去几十年金融去监管化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我的书中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我还分析了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持有的极高水平的外国资产，那是两个国家都在世界其他地区占有极大份额的时代。由此带来的巨额租金、红利和利息，相当于法国在美好时代的整个东部工业区的产值，使英国和法国能支付持续的贸易逆差，并继续在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其势力范围，自然也刺激了殖民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书中的几个地方，我强调了国际所有权关系总是伴随着复杂的紧张对立，同经济学家设想的由自然和谐与互利交换支配的理论模型相去甚远。一般而言，所有权关系总是非常复杂，难以在政治社会架构中平静地组织构建。例如，向业主支付租金，和平地接受所有权关系的制度设计和现状的永久持续（以及管制租金水平、延长租约和对遗产征税的各类制度），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然而，当整个国家向另个国家支付租金和红利的时候，情况会变得更为紧张，调节此类关系的手段通常也更趋暴力，因而往往导致掌握所有权的国家对他国的军事统治。或者被他国统治的国家会卷入无尽的政治循环，间以短暂的混乱剥夺时期，这种现象长期破坏着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对社会不平等与所有权关系的和平调节，是建设法治体系与合法公共权力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另外还需要培育倡导公正的社会规范和复杂的制度架构。当不平等和所有权关系对某个政治社会来说主要是外来因素时这种建设可能始终难以完善。事实上，经济理性会容忍不平等的长期维持。
公共资本在我对资本历史的分析中同样扮演着中心角色。尤其是在加强公共投资和国有化（或相反的主张公共赤字和私有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周期，它可能相应地发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前一种情形下，公共资本会削弱私人资本对国家资本和社会的控制；在后一种情形下，则会使私人资本同政府的纽带成为所有权和统治权的辅助力量，强化私人资本的势力。
我还探讨了通货膨胀对公共债务的重要性，以及更普遍的货币创造所起的作用和中央银行对国家资本再分配的不同操作手段。我关注到各国在公共债务方面的经历和趋势的多样性，特别对比了法国与英国在18世纪至19世纪以及德国在20世纪的情况，这对欧洲当前的局势颇有参考意义，因为像法国和德国这样从未偿还在20世纪积累的公共债务的国家目前正在向南欧国家解释，为什么后者必须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大笔利息，甚至超出它们今后数十年对学校教育的投资，英国人则在19世纪做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还能观察到各国趋同的阶段。例如，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共资本在二战后占据国家资本的相当大比例（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最近几十年却跌落到极低水平，甚至在意大利成为负值。在很多情况下，公共资本和私有化的此类变化造成了某些个人极快地发家致富。当然不出所料，这不只出现在发达国家，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更显突出。
资本的多维度性质
在整个《21世纪资本论》中，我试图展示资本历史具有多维度性质，而且资产与财产的每个类别都涉及广泛的制度机制和妥协共识。所有权采取的各种具体形式是由历史和社会决定的，并反映了大量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把各种形式的财富加起来，计算资本存量的总货币价值，例如，用不同资产的市场现值（假设对此都有清晰的定义，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为标准，但这一做法并不能改变现实的复杂性。
这种抽象的研究测算可能带来帮助，例如，尽管资本有着如此丰富的变体，但我们仍看到21世纪早期的总市场价值（以国民年收入的倍数计算）似乎已回升到从18世纪至19世纪到美好时代的世袭社会繁荣期的高水平。抽象思考提供了一种语言，让我们可以对彼此差异极大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总财富市值进行比较。然而，这种总体测算不可能深入反映不同社会中发展出来的所有权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多样性。
我在书中采用的方法实际上只是引介资本与占有形式的多维度历史描述，它忽略了大量关键内容，对其他一些相关方面也只是浅尝辄止。正如加雷斯・琼斯在本书第12章中提到的那样，深入探讨资本的地理和空间维度会大有裨益。人们非常关注法国和英国之外的财产占有状况，但对各国内部的情况却言之甚少，例如美国东北部与其他地方之间的比较。更普遍地说，调整分析的尺度，从全国层面到帝国层面再到世界经济层面，都会带来很大帮助。这将尤其便于分析殖民扩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国内和国际不平等对于公共权力形成的总体作用，远比我在书中的论述更为直接。艾罗拉・德农古在本书第20章中恰当地强调，全球一体化首先采取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形式，继而由欧洲人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或间接殖民统治，以掠夺和严重权力失衡为特征，从16世纪初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而我对外国财富占有的分析基本上是西方中心式的，忽略了不平等制度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形成过程。
《皮凯蒂之后：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美）希瑟·布西等编著，余江等译，中信出版集团即出。
（本文摘自该书第22章《走向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