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2022年，距离首批消费金融公司发起设立已十年有余，而时代主题也由彼时的网络经济方兴未艾过渡到此刻的实体经济普惠发展。即便这样，拥有“持牌”优势的消费金融也被业界视为登上合规渡轮的“最后一张船票”，纵使不能继续鲜衣怒马，狂飙突进，也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表面看来也的确如此。首先从机构数量来说，自2020年以来，已先后有小米、阳光、蚂蚁、苏银凯基和唯品富邦等五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并于2021年全部完成开业。至此，消费金融公司数量终于跨越“三十而立”的门槛，银行系优势依旧，“大厂”系跃跃欲试，市场格局即将由“群雄并立”向“一超多强”演进。
其次，消费金融公司近期纷至沓来的增资举措似乎也在彰显资方对这一赛道的看好。招联消金成为行业首家增资至百亿企业的新闻言犹在耳，蚂蚁消金就在日前大手笔增资至300亿元，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和想象。不仅是头部，无论是仅开业不足一年的苏银凯基，亦或是已经八年不曾增资的北银消金，甚至是一些经营不佳的腰部消金机构，都纷纷祭起了增资扩股的法宝。一时之间，行业竟有重现往昔辉煌的气象。
再者，消费金融整体业绩自2021年以来也是升温明显。虽然增长果实主体被头部企业收割，但行业大多数企业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增幅等关键指标方面均表现积极。此外，从服务渠道到体系架构，从自营到联合，大部分消费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大科技资源投入，开启了各具特色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在“第二赛道”的探寻中拓展企业的业务纵深。
凡此种种，仿佛都是行业在全方位释放发展的利好信息。然而“镀金”毕竟已非“真金”，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消费金融早在2019年就已初显颓势，再叠加整体市场环境、政策要求以及业务逻辑等的变化，消费金融的明天是否如数字所诠释般的美好？
不及预期的消费修复难以支撑超过预期的消费金融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服务业（哪怕被称为“高端”服务业），金融特别是消费金融严重依赖于服务对象的发展。在过往经验中，即便有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灵丹妙药”，金融短期内能够取得对实体经济的超常发展，后续却往往被证明为亏损元气的“竭泽而渔”。具体到消费金融领域，则是消费市场的增长为消费金融设置了发展的天花板。
消费市场现阶段的增长情况如何？乍看起来确实不错。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各类经济恢复措施的出台，静极思动的消费者仿佛重拾信心，数据表现出的消费规模在不断恢复和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2020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然由负转正；2021年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正式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并超越2019年同期，到11月，该数字已较2019年同期增长9.0%。
不过，消费市场的状况还有另外一种解读。还是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考察指标，2021年11月的同比增长只有3.9%，与2019年相比的两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4%。而当扣除价格因素之后，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只有0.5%，环比更是仅为0.22%。这还只是实际数字的客观比较，如果与没有疫情干扰的市场表现甚至是增长潜力相比，上述指标甚至更差。因此，消费市场整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更遑论实质上的有效增长。
关键的挑战是消费的信心，而信心恰比黄金还要宝贵。参考2003年“非典”前后的消费市场，整体数据是要到疫情完整结束后三个季度开始掉头向上。考虑到两次疫情持续时间、经济增长阶段、外部发展环境等的差异，后新冠肺炎时代的消费信心恢复，无疑更加曲折。
不仅如此，即使疫情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有效控制，以现今人们对物质和精神消费的满足水平，在没有重大技术创新和商业革新之前，消费也只可能低位增长。对于消费金融来说，明天可能有局部的结构性机遇，未必还能再现大规模、高速度的增长。
更注重公益的政策追求挑战专注于盈利的消费金融
虽然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超过一纪，全球也经历了由互联网平台经济所定义的一个完整发展周期，但人们始终还未走出2008，反思尚未全面，举措还需加强。特别是对消费主义、金融作用的质疑与一百多年来的左翼进步实践相呼应，逐渐开始从意见表述上升为政策制定，并在不同国家彼此对照之间得到竞争性的螺旋上升。
原本零散的意见诉求、政策法规及社会思潮彼此交织，逐渐系统，ESG（Environment“环境影响”、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理念乘势而起，“向善”要求无远弗届。
首先是“环境影响”。作为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环境影响天然就不欢迎消费主义，在价值追求特别是短期价值追求上更与消费金融相龃龉。本来，“黄金时代”的消费金融有促进消费的政策光环加持而具有发展的正当性，而当促进消费在从价值追求层面被否定后，消费金融至少在这一周期内已难再遇政策东风，高质量发展需要可持续消费，未来的消费金融需要走好政策要求和业务发展的钢丝绳。
此外，前期被寄予厚望的绿色产业在消费金融领域的落地仍待成熟，眼下的主流业务逻辑还是依托场景的权益发放（交易），更具有商品市场而非金融市场的特征，绿色金融从资产到负债对消费金融的重塑带动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将来时态。
其次是“社会责任”。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一种，消费金融机构天然就把盈利作为自身的主要追求。只有把盈利而非其他指标（哪怕是ESG）作为业务发展的指南针，企业才能更有动力去整合资源、创新业务、服务客户、开拓市场，消金机构也不例外。
然而过去对盈利的单一追求现在遭遇了社会责任承担的挑战，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消金机构展业过程中必须承担的业务。从营销到风控再到运营客诉，从技术到协议再到管理制度，消金机构都需要全面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切实保护后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础权利，捍卫其财产安全、信息安全乃至精神安宁。
从成本承担角度讲，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社会责任承担固然有利于行业长远发展和机构持续经营，但合规成本的上升却是消金机构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的现实课题，而在如此背景下，舆情风险的发生更是企业的不可承受之“重”，“野蛮生长”恐怕将是越来越久远的回忆。
最后是“公司治理”。按照民法理论的经典陈述，“法无禁止即自由”，作为独立法人的消费金融机构依照公司章程自主决策公司经营，其中自然也包括公司治理。然而进入网络和数据所定义的新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外部性”日益凸显，其治理结果不少时候需要社会“买单”。作为回应，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也就越来越密集地介入企业治理中来，而当前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数据安全-信息保护，这既是消金机构眼下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未来需要适应的新常态。
作为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控，数据安全并不仅仅是“知情同意”的简单落地，而是涉及数据从收集储存到加工处理再到使用转让的完整过程，涉及机构前中后台各个部门。并且对于消金机构而言，所服务的大部分客户是商业银行不曾触及的“长尾客群”，产品也主要是不依赖于抵押质押的信用贷款，这更依赖基于客户信息的信用判断。数据安全也就因此连接业务发展和合规经营的两端，需要更加高质量的动态平衡，也就更加需要高水平的持续投入。
业务逻辑演变冲击消费金融基础
如果说消费市场不及预期冲击的是消费金融的业务发展，ESG推行增加了消金机构的经营（合规）成本，那业务逻辑的演变则直接冲击消费金融是否需要存在的根基，直接影响其当下和未来面临的政策环境，以及开展业务的基本方向。
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西方兴起的现代金融原本没有消费金融，特别是服务广大长尾客户的消费金融。兴起于长途贸易和国家战争的现代金融原本只满足企业、政府和高端个人客户的融资需求，而非为消费创造便利条件，更非是“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刺激消费。此外从民间借贷角度观察，个人借贷也往往是为了生产经营和“救急”（不“救穷”），由于消费本身不但不能增加，反而削弱借贷客户的还款能力，因此在逻辑上曾被长期摒弃。
改变这一切的是信用卡。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开始，信用卡逐渐由商品市场走向金融市场，由支付业务变为信贷业务，由为购买商品提供支付的便利条件演进成商品赊销乃至个人借贷的主要渠道，过去敦促客户及时销账且带有一定惩罚色彩的利息，也逐渐连同手续费成为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当信用卡再向前迈进脱离“卡”介质的束缚后，消费金融就应运而生，而在中国，其业务发展也受到民间借贷的影响，成为当时民间资本“上岸”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这种演进路径却也留下了消费金融长远发展的“罩门”。当下，对信用卡的业务规范再次呈现出对其便利支付属性的强调，从业务宣传到费用收取，信用卡客户的息费承担显著下降。
这就从两个层面对消费金融提出挑战：一方面，息费下降的信用卡业务更加具有竞争力，再叠加本身就具有的合规优势和业务延展性（联名权益），更对消金机构尤其是正在寻求客户结构改善的机构造成不小压力。
另一方面，当信用卡“回归初心”之后，消费金融的存在价值也就更加“可疑”，其对长尾客户的服务也就更被理解为对超额利润的过分追求，利率红线已经下降并可能继续下降，这对其经营可持续性施加了很大挑战。
此外，随着国家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规范，特别是反垄断相关行政行为和政策出台，曾经作为消费金融重要“玩家”的互联网大厂逐渐“首鼠两端”，除了少数机构，不仅未发起设立消金机构的大厂放弃努力，已发起设立的大厂也在尝试控制资源投入，甚至进行品牌切割。
由于政策环境的变化，“互联网+金融”的模式不仅不能为大厂增加金融科技想象力，进而获取超高资本估值，反而会增加合规成本，形成声誉风险，乃至“拖累”主业，大厂便也就更加青睐以合作而非自营方式开展金融业务。
在上述逻辑之下，消费金融逐渐“失宠”，信用卡弯道超车成为监管认可、行业认同的个人借贷主流模式，其影响势必从大厂、互联网圈溢出，深刻塑造消费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格局。
明日之后，何以救赎
走过2021，曾经的浮躁走向沉静，曾经的无序走向规范，即使没有喧嚣一时的亮丽金色，如若平安落地，白银不输镀金。对于消费金融机构而言，救赎的关键首先在于认知和战略的变化。从认知角度来说，是机构的竞争战略由“种内竞争”转变为“种间竞争”，核心是选择和塑造自身不易替代的“生态位”。
过去“种内竞争”的逻辑在于消费金融行业大小机构之间，甚至和信用卡、银行个人信贷以及网贷、小贷等之间直接竞争，在公司战略、客户服务、产品研发乃至风控运营等方面无限趋同，彼此“互卷”。而“种间竞争”则是盘点整合自身的相对优势资源，在“异”而非“同”上下功夫，形成区别于往昔对手的市场定位，在此基础上形成错位发展甚至协同发展。
从战略角度来说，救赎的关键是正确而恰当地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虽然被冠以“数字化”，但这一转型战略并不仅仅意味着线上渠道的构建和完善——在如今线上流量增量资源相对枯竭，获客成本持续高企的今天，把线上渠道再“打”一遍几无意义。
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真谛在于通过数字化这一当下最有效率和整合能力的工具，将自身传统优势投放于潜在市场，并打造与之相称的前中后台经营能力。因此，数字化战略也需要“千人千面”而非“贪大求全”，关键是管用，是形成特色，能够服务好自身经营和客户服务，而非制造噱头和盲目跟风。
具体到战术层面，一方面是增强自身经营能力，特别是合规能力建设，在“内力”比拼中收获胜利果实，这是当前内外部环境下“最不坏”、最可靠的选择。另一方面则可以尝试跟踪市场趋势，开拓增量市场。
首先是跟踪消费市场发展趋势，分析研判后疫情时代正在出现的“消费分化、震荡升级”潮流，扣紧社交+内容的“任督二脉”，打造属于不同场景、不同消费习惯的信贷产品。同时理解消费市场“进两步、退一步”的增长特色，在产品定价和资产质量把握上有所准备。
其次是跟踪消金业务发展逻辑，既要关注场景客户，也要关注场景商户，特别是其中的小微商户，在前期业务开展和风险把控所沉淀的数据基础之上，依托自身数字化转型战略，通过向商户进行数字经营赋能，提供数字经营工具等方式，延展产品的供应链、生态圈服务半径，形成新的且符合监管倡导的增长点。
最后是跟踪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在国内主要是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如前所述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及养老金融，视政策完善和市场发育情况分重点、分梯次投放资源。尤其是养老金融，考虑到老年客户的财富积累、疫情期间老年客户线上消费的培育，以及国家整体的老龄化趋势，养老金融将长期成为业务发展的蓝海并逐渐拓展演进。
再者，在国外主要是金融科技出海，包括消费金融在内，中国的金融科技创新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竞争主要是商业模式竞争，看谁能短期密集投放资源，形成竞争壁垒，本质比拼的是还是人力资源，甚至被形容为“内卷”。而通过移师海外，不仅可以尝试新的蓝海市场，收获新的资源整合业务创新时间窗口，也可以输出中国的金融科技成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供需平衡。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