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是《论语》中一段话。叶公对孔子说，他的家乡有一位正直的人，父亲偷了一只羊，作为儿子的他举报了父亲。孔子评论说，我的家乡正直的标准和这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劣迹，儿子为父亲隐瞒劣迹，正直就在其中呀。
简短的一段话，没有交待这件事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子证父罪，叶公、孔子和后世学者都没说清楚。几天前，读到双汇的“废太子”公开举报父亲涉嫌严重违法的新闻，我在想，是不是两千五百年前叶公之乡的儿子告发父亲，也是因为家庭利益之争导致的？比如父亲偏心眼，对其他的儿子更好。
8月18日，双汇发展董事长万隆的长子、万洲国际董事会前副主席万洪建在网上发出一篇题为《万洪建：我眼中的父亲和万隆》的文章，列举其父亲、双汇集团的创始人、万洲国际的实际控制人万隆种种“劣迹”，如与情人姘居20年，对待发妻凉薄，主导或策划利益输送、关联交易，违反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侵占职工利益。等等。
对这场父子相斗，多数人以欣赏“宫斗戏”的心态看待。有不少人为万洪建“大义灭亲”叫好，呼吁有关部门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也有人对儿子举报父亲的行为表示担忧和进行批评。
在我看来，万洪建上网举报父亲，不是什么“大义灭亲”，而是“背义灭亲”，不要为其叫好，更不能提倡这样的行为。原因很简单，儿子公开举报父亲，违背了最起码的人伦底线，而这些人伦底线是支撑社会运行的基础。
中国古代是家族本位的社会，儒家提倡的伦常关系的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亲亲相隐”。有人误以为这是中国儒家才有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公权力鼓励父子、夫妻之间告发的时代，更让人一些人觉得“亲亲相隐”是封建落后的观念，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中国古代父权甚大，父亲对儿子有财产甚至人身的处置权，儿子告发父亲是十足的忤逆不孝，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惩罚。但我们应该明了一点是：父权固然陈腐不堪，亲亲相隐却是基本人伦。
中外法律传统中都有亲属容忍的原则。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法体系，几乎都有不要求血亲、夫妻之间互证其罪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比起一项犯罪行为，让血亲和夫妻之间举报、作证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更大。汉宣帝曾颁布“亲亲得相首匿”诏令，述其理由：“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古罗马查士丁尼皇帝在废止迫使父亲交出犯罪的子女之制度时，说了一番相似的理由：“谁能忍心把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女儿作为加害人而向他人交出呢？因为父亲由于儿子的遭遇比儿子本人更加感觉痛苦，至于廉耻观念更不容许以这种办法对待女儿。”
血亲、夫妻之间的爱，是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伦理哲学，中外法律不约而同产生了亲亲相隐的传统。中国古代的法家鼓励“告奸”，主张官府用权力捣碎宗族之类的小共同体，以造成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即便是这样，以法家术而强大的秦帝国亦规定：“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即非公共领域的犯罪，儿子告发父母，官府不受理。
古代法家亦不能做得太过分，还要最低限度的保留“亲亲相隐”，是君王明白要维护统治，不能彻底把人伦关系破坏掉。凡正常人都知道，不能逆人性做事，逆人性做事，必不能长久。不管何种宗教或思想理论，很难让大多数人真的相信陌生人之间的感情可以超过父母与子女的感情。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透了这个道理：“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爱，你能相信他爱君王、爱上司、爱集体、爱国家？凡是说因出自大义而灭亲者，多半是以公义之名掩盖其极度的自私。
在现代工商社会，反对亲人之间的告发尤为重要。市场经济中最昂贵的成本是信任成本，没有信任，诸多交易无法达成。如果连父子之间都不能信任，那还让人们怎么敢相信其他人？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万洪建举报为真，那么有关部门及时查处，等于维护了公共利益——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因为在公司内被父亲抛弃而生怨恨。即使他们父子没有反目，儿子纯粹处于公义，也不能举报父亲。公司如果违反法律法规，影响公共利益，市场监管机构应该能发现并查处，如果寄希望于内部人士举报，那监管机构是不称职的。因为儿子的举报而去执法，可能为投资人和国家能挽回一些损失，但与对基本人伦的伤害相比，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然，万家父子关系恶化到这一步，双方应该都有责任。万隆不管他这辈子商业上多么成功，他最大的失败大概就是养出这么个儿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