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岁末，中国多个城市纷纷公布人才落户新政策，其中苏州发布的“租房即可落户”政策引发广泛关注，被视为苏州谋求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之举。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苏州经济发展曾经风光无限，经济增速长期引领江苏和全国。如今面对互联网经济崛起和数字时代，苏州则略显落寞。这座历久弥新、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的城市，正在全力寻求破局，其落脚点首先放在人才上。
2020年12月22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其中提出，要“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
《意见》中还对户口迁移政策提出了创新。实施省内特大城市苏州与南京在积分落户时，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积累互认。探索苏州与无锡、常州等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积累互认，等等。
《财经》记者在采访业内专家的过程中了解到，此次发布落户新政，主要反映了苏州在城市竞争中的危机感。近年来，苏州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如果说，十年前的苏州是“打工者的城市”，当地遍地是工厂，外企和民企持续加大投资，那么十年后的苏州，面对制造业的外流以及数字经济的浪潮，城市功能和定位亟待转型升级。部分专家建议，未来，苏州要在国家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寻找自身发展的新机会。
苏州加入“抢人大战”
2020年3月18日，苏州市政府下发了《市政府关于调整人才落户相关政策的通知》（简称《通知》）。按照《通知》要求，苏州市将进一步放宽人才落户条件，不断推进非户籍人口落户进程，进一步优化人才落户政策，顺应现代化人口流动趋势，吸引更多人才流入。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除了“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还提到了“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此次苏州出台新政是对上述文件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州落户新政发布的7天前，12月15日无锡发布落户新政，也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实行相关户籍准入年限积累互认。
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顾建平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苏州面临外来人口增长缓慢和人才质量有待提升两大问题。“苏州每年净人口增长只有两三万人，相比之下，杭州、深圳等城市每年人口增加几十万人。近年来，苏州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外迁，还有一些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能提高，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很多来到苏州打工的外地人都选择回到中西部地区去发展，因为苏州的平均工资并没有高出很多，而且房租比较贵，相比之下，在中西部城市打工可能更划算。”
由于2019年苏州的房价涨幅较多，2020年出现回调。2020年以来，苏州出现二手房价格逐月下跌、新楼盘供大于求等现象。顾建平坦言，放宽落户限制，也不排除有稳定房价的考虑，由于苏州各区县的人口增长乏力，导致非核心区的房子不太容易卖掉。
目前，和特大型城市以及三四线城市相比，苏州的落户政策介于严控和放开之间，此次发布的《意见》称，要优先解决好在城镇就业、居住五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问题。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在城镇落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关权告诉《财经》记者，中国户籍制度应该加快改革进程，除了特大城市，二三线城市应该更加放开落户政策，尤其是需要在苏州这样的发达地区率先推行。要允许城市之间的差距适当拉大，集中扶持重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规模经济，让更多的农民工享受城市的户籍、收入和福利。
苏州面临产业转型升级挑战
苏州是中国GDP前十大城市之一，素有“最强地级市”之称。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取得的种种成就可谓是一骑绝尘。只是近年来，在上海、杭州、深圳等明星城市的衬托下，苏州的光环似乎变得有些黯淡。
不可否认的是，苏州的民营制造业实力和底蕴依然深厚。2020年，苏州共有28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数量位于全国第一；共有26家民营企业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量位于全国第二。
顾建平告诉《财经》记者，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苏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引进外资实现了“苏南模式”，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苏州打造了产城融合的工业园区，但2010年以后，苏州的发展进入了相对失落和迷茫的时期。
“如果还是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来打造外向型经济，需要依附于国外市场、资本和技术。苏州本地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比较困难，因为科技突破不容易实现，有时候砸了很多钱进去，但是没有效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很多外地城市，比如合肥、武汉等，都发展得相当不错，对苏州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顾建平说。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刘瑞对《财经》记者表示，改革开放的红利、上海制造业转移等因素，促成了过去苏州在全国排名第一的制造业高地的地位，但是随着土地、人工等成本的上涨，过去的很多产业都留不住了。受到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一些外资厂商也开始从苏州撤资。如何填补制造业转移的缺失、整合现有的产业优势、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是苏州接下来需要面对的课题。
关权认为，苏州的优势在于廉洁有为的服务型政府、高效自律的营商环境和抱团合作、不排外的经商氛围，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带来了服务型政府。但苏州目前缺少的是明星企业和新兴产业，当地的制造业大都集中在传统行业，如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并且以中小企业为主。未来，苏州需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规模经济、扶植主导型的大企业，这样才能更好地留住技术工人。
2020年12月29日召开的苏州市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明确，2021年苏州将启动实施“苏州制造”品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围绕完成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项目5000个的年度目标，引进培育更多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苏州市优秀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走出厂门”输出服务。发展壮大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等四大先导产业，发力培育第三代半导体、航空等前沿新兴产业，聚力打造新型显示、软件和集成电路、新材料等十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有效促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央行数字货币等数字经济发展。
苏州还有机会兴建机场吗？
从地理位置上看，苏州具备介于上海、南京两大城市之间的区位优势，交通四通八达，周边有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无锡苏南硕放国际机场三大机场，但是关于苏州是否应该有建设自己的机场，业内人士看法不一。
顾建平认为，苏州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现代服务业一直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受到行政功能、地位的局限，比如，苏州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机场，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航空港，必然会导致现代服务业的外流。因此，苏州未来的城市发展需要以建设新机场作为关键的突破点。
“苏州目前的城市功能定位仍然不够清晰，是做一个小而美、小而强的城市呢，还是做一个大而全的城市？从国家到地方各层面应该出台更加清晰的规划。”顾建平说。
刘瑞则认为，苏州区位优势良好，拥有高铁、公路、水路等多种选择，距离周边三大机场仅有100公里左右，并且苏州市政府已经入股苏南硕放机场。如果机场的布局过密，也会带来诸如个别机场流量过小等问题。因此，苏州市没有自己的机场，并不影响出行，也不是城市发展的瓶颈。未来，苏州要在国家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
“苏州在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领域刚刚起步，但苏州不能和上海直接竞争，不可能取代上海成为数字经济的高地，而是要考虑如何和上海协作配合，承接经济辐射。苏州可以利用比上海房价低、房租便宜的优势，吸引研发机构和数字经济企业前来落户。虽然在数字产业化方面，苏州和上海、贵阳等地相比，在硬件和软件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在产业数字化方面，苏州还是大有可为的。比如，在数码技术、传统产业改造、人工智能、高校研发技术专利的转化吸收、知识产权等领域，苏州都有机会开创新局面。”刘瑞说。
苏州市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明确，苏州将主动对接上海大都市圈建设，促进虹桥—昆山—相城、嘉定—昆山—太仓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率先实现同城化。开工建设通苏嘉甬铁路，加快沪苏湖铁路建设，推动苏州北站与上海虹桥联合打造国家级高铁枢纽及长三角核心高铁枢纽体系，在铁路、公路、港口、轨道交通建设等方面加强对接，建设与上海联动共生的功能性枢纽城市。深化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汽车等领域的合作，做优衔接配套。积极参与G60科创走廊建设等，打造上海科创中心协同创新区，争取更多原创性研发成果在苏州实现“从1到10”“从10到100”的最先突破、最优转化。
“有人说，苏州没有很出名的自主品牌，但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区域分工的结果。苏州作为一个人均GDP已经超过两万美元的城市，目前的发展肯定不是衰落了，而是要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解决新的问题，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刘瑞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