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流行于网红、大V间的直播正在下沉到乡间土地。据阿里数据显示，2020年3月，全国已有130名县市长走进淘宝直播间，3月15日，作为淘宝直播“春播月”的高潮，超过100位县市长来到淘宝直播，为数千款特色农货代言打Call；而来自拼多多的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百位各地市长、县长加入了拼多多助农直播间。
山东惠民县委副书记李宁波在3月15日持续直播3个小时，带了30多款货。不仅玉米、香菇、鸡蛋、黑豆、蜂蜜等农货摆了满满一大桌，盆栽、拖鞋、麻绳等特产也纷纷登场，吸引了100多万网友关注，当场卖出39000多枚鸡蛋，7500棒玉米，3000多斤大蒜，2000斤香菇。
4月20日，正在陕西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到直播平台前，习近平说：“电商，在农副产品的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是大有可为的。”4月21日，2200万网友涌进直播间抢“柞水木耳”，当晚销量24吨，该数字相当柞水县去年全网4个月的线上销量。
如果说2019年是“电商直播”爆发元年，2020年则被称作“县长直播”元年。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因意识到疫情之下“宅经济”的潜力，他们较早开展了直播和短视频营销推广活动。县领导牵头引领，推荐县里电商直播达人参加“甘肃省第一届网络直播电商带货大赛”，推广渭源产品，打响“渭源”品牌，取得了较好成果。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农产品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带动网络零售额达936.8亿元，增长31.0%。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数据，一季度农村电商突破1300万家，截至5月12日，已经实现了对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随着城市电商过于饱和，平台方获取新用户的成本日渐攀升。市场研究机构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指出，一二线城市经过电商平台多年精耕细作早已饱和，实现了高度的互联网化和电商化，电商平台想要有新收获，必须寻找新的市场。
在此背景下，农村电商正在迎来新常态下的历史发展机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60.6%， 但乡村常住人口仍有5.51 亿，蓝海尚有潜力可挖。
农村电商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工业品下行，即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城市中的消费品、工业品下乡；二是农产品上行，即通过电商平台让农产品走出乡村。
而后者在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渭源县是甘肃省深度贫困县，2019年通过电商完成交易额20771.613万元，其中贫困村交易额1376.774万元。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党的十九大强调“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曾号召，要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脱贫攻坚工作任重道远，乡村电商发展正逢其时。
有效破解买难卖难
长期以来，中国农产品一直存在买卖双难的怪圈，即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而农产品生产者却不能从高价格中获利，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记者调查中了解，北京超市货架上的百香果大约每130g卖5元，而淘宝上出售的百香果大约为每500g售价4元，价格相差近5倍。
专家分析，由于传统流通模式人员散、环节多、信息不对称，导致流通成本高。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生产和消费主体是2.3亿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规模农业经营户占比不足2%，各类生产要素仍处于低效能的配置格局中，“大国小农”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统农产品售卖模式弊端被放大。渭源县宣传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介绍，一季度因原有生产、流通、供应通道堵塞，中药材等农产品交易市场关闭。而中药材原本是当地三大优势主导产业之一，起到经济支柱的作用。
一端是农产品上行通道受限；另一端，越来越多的“宅家”消费者选择在线上购买食材、水果等生活必需品，新零售模式逆势而起。居家防疫“宅消费”不仅触发了“疫”外新商机，也让人看到了破解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的希望。
果树种植是辽宁义县大榆树堡镇小峪村的优势产业，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因新冠肺炎疫情滞销的水果不可避免地出现腐坏。辽宁大学派驻小峪村第一书记卢益山盘活网络资源，通过个人电商平台进行售卖，有效减少了果农损失。卢益山告诉《财经》记者，“相信疫情过后，广大村民对电商会有新的认识。”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买难与卖难并非是生产与消费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需不平衡，破解良方即打通二者之间的渠道，搭建起快捷直达的桥梁。
人民网新电商研究院发布的《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电商让小农户与大市场实现低成本对接，有望破解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上所面临的千年难题。尤其是近年来，以拼多多为代表的农货上行创新模式，正在推动中国的农村电商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现有发达国家路径的创新之路。
据了解，2020 年第一季度，农村网店在拼多多上卖出的农产品订单数超过 10 亿笔，同比大增 184%，平台上单品销量超过 10 万的农（副）产品达到 1030 款，接近 2019 年全年近七成水平。
低线市场应被高看
在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崔桂林看来，低市场的需求不是暗市场，也不是弱区域，只是过去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鸿沟呈弥合趋势，低线市场的声音得以放大。根据 Mob 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 4 月，中国三、四、五线城市及广大乡镇农村地区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分布比例占移动网民总数的 52.9%；下沉市场月活跃用户规模维持在 6.7 亿左右，占整个移动互联网超一半的用户份额，成为互联网时代新的价值洼地。
此外，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移动支付业务已成为农村地区网络支付的绝对主导方式，相关政策仍在持续倾斜中。2019年，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提到，到2020年，农村金融服务持续改善，基本实现乡镇金融机构网点全覆盖，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在农村地区得到普及应用。
低线市场正凭借后发优势跑步入场，在电商领域迸发出蓬勃生机。
惠农政策有待定向发力
尽管农村电商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长远来看，“硬瓶颈”和“软制约”依然存在。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骞芳莉指出，人才、资金、数据成为限制农村电商发展的三大痛点。
卢益山介绍，在小峪村，熟悉互联网与移动支付的村民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一部分年龄大，不会用智能手机；另一部分虽然有智能手机，但学习动力不足，嫌麻烦。”多数村民思想仍停留在集市交易阶段，能适应电商卖货的人较少。
因农村电商具有特殊性，大水漫灌式的人才培训无法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的问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建议，加快电商人才培养，要授之以渔，结合乡村特点，组织有一定基础的、热爱电商的村民先培训，通过电商让他们脱贫，“先富带后富”。其次，政府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有实践经验的电商从业者回乡创业，通过他们带动贫困地区农民发展电商。同时，组织不同层次的农民外出培训学习，或邀请专家入村培训。
此外，贫困地区多处于偏远山区，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交通仍有不便之处，物流、包装、人工等供应链成本较高。例如，甘肃省庆阳市环县“陇上刘叔叔”羊肉产品的包装箱需要从网上定制，单就包装快递费来说，就比同等情况下邮寄到其他地区贵50%-60%，导致物流成本占产品总价格的40%。
针对贫困地区的供应链问题，目前各地企业已有一些实践。例如针对新疆单件快递成本过高，不少企业选择在郑州、西安建中转仓分拨，将生产地依然保留在新疆等偏远地区，将运营团队放在杭州等电商人才聚集的地方，实现电商发展的“多城记”，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的成本。
国家层面也在完善农村流通网络体系。日前，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斌表示，今后将采取四项措施助推电商进村，其中之一就是要完善农村流通网络，畅通电商进农村的“最后一公里”。
对于农村电商的发展前景，渭源县负责人认为，农村电商在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精准脱贫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农村网络零售规模将稳步扩大，未来前景十分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