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财经》杂志   

2017年11月27日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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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逻辑;中国将在两三年内进入金融杠杆拐点区域

制度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徐秀军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

 

当前,全球化已进入一个以国际规则重构与升级为特征的“再全球化”阶段。由于规则的国际适用性普遍提高,曾经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全球化正逐步过渡到以公平规则为基础的新型全球化。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途径,全球治理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演进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其规则治理的本质特征也更加凸显。

基于此,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博弈的重点在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并在治理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对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而言,由于实力地位和规则制定权的不同,两者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也往往各不相同。从国家与国际规则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来看,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崇尚规则外溢型参与,依托其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极力推行国内规则的国际化和国内规则的外向约束;而新兴大国往往不得不选择规则内化型参与,通过国际规则的国内化和国际规则的内向约束展现出强大的调适能力和学习能力,并通过国内规则的适应性调整创造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体系中崛起的有利环境和条件。对中美两国而言,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行动与主张的迥异主要缘于两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逻辑。

由于难以匹敌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基于规则的外溢。这一路径必然导致美国追求的是全球治理规则的调整与创立只能由其主导,而不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书写”新的国际规则。但当综合实力相对下降时,它所坚持的规则外溢型的全球治理推行起来难度日益加大。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基于规则内化,在不断适应外部世界规则和调整自身规则的过程中实现了以经济崛起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随着实力的崛起,那种单纯通过规则内化参与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不相符,同时由于规则约束的日益凸显,中国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作用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在此背景下,推动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改革和引领新规则建立便成为中国自然而然的追求。

 

焦点

中国将在两三年内进入金融杠杆拐点区域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马勇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陈雨露

“金融杠杆、杠杆波动与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杠杆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金融杠杆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会先升高后降低,存在一个“拐点”。此外,实证结果还显示,金融杠杆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金融杠杆波动性的加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从而削弱经济增长。上述两个基本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是显著成立的。

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的金融杠杆拐点位置,并根据中国最近十年私人部门信贷/GDP和M2/GDP的平均增速推算,预计中国将于2019年-2020年间进入拐点区域。此后,宏观经济可能进入“拐点后时代”,从而面临经济“次高速”和金融“去杠杆”两个基本问题。对此,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我们提出两点政策建议:1.考虑到中国不久将进入金融杠杆的拐点区域,而“拐点后时代”的经济增长通常会面临下滑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应积极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支撑点;2.由于金融杠杆本身的波动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从宏观上前瞻性地加强金融杠杆的动态管理,避免金融杠杆大幅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猛烈冲击,这意味着采取稳健有序的“去杠杆”策略将有助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两个方面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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