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将使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率由原来30%提高到100%，值得肯定。但律师数量不足、专业能力欠缺、辩护空间狭窄、刑事辩护风险高一直困扰着刑案辩护律师。如何保障律师辩护权，警惕“刑事”辩护变“形式”辩护值得思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下称《办法》)，试点推行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办法》的实施，将会使试点地区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率由原来30%提高到100%，意味着我国将全面贯彻律师辩护。
律师辩护全覆盖确定的两项规则
《办法》出台前，只有几种特殊情形的被告人被赋予律师权。《办法》的出台，则将全面贯彻、保障审判公正。
第一，通知辩护范围不再局限于特殊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67条规定，在一些情形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些情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济困难，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未成年人等。
《办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突破，除上述特殊情形外，规定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这标志着只要没有委托律师辩护的，被告人均有权获得法律援助机构律师的帮助。
第二，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属于程序违法。
《办法》规定，二审人民法院发现一审人民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在审判期间未获得律师辩护的，应当认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27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刑事诉讼法》第227第三项规定，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两条文对照可看出，《办法》将律师协助定性为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并且该权利是否被剥夺足以影响公正审判，属于二审应关注的程序合法性问题。一旦被告人未获得律师辩护，这就预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此外，《办法》还规定，人民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或法律援助机构未履行指派律师等职责，导致被告人审判期间未获得律师辩护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通知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不只是程序合法性问题，还可能引发相关人员的追责问题，从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确保审判公正。
律师辩护全覆盖任重道远
《办法》在试点地区全面推行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这将使原有70%刑事案件律师缺席率被补足，值得关注的是被补充的律师辩护质量是否过关，是“刑事”辩护还是“形式”辩护。
第一，律师准备好了吗？
70%的律师缺席率被补足，意味着法律援助律师将承担大量工作。但刑事案件的专业化、技术化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律师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首先，刑事业务专业化很强，如何提高非刑事律师的业务技能，以及如何保障刑事律师介入案件的参与度，这都是当下需要考虑的问题。办案期间，笔者就曾遇到多位律师的提问，这种案子需要同被告人如何沟通，案件的性质如何定性等。
其次，法律援助案件经费低，刑事案件工作量又大，鲜明的对比导致很多律师望而却步，不再介入。强行指派被告人可能面对的是不情愿为他辩护的律师。
第二，审判阶段的辩护空间有多少？
《办法》推行律师辩护介入的时段选择了审判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审判意味被告人是否定罪，判处何种刑罚。需要注意的是，审判阶段留给辩护律师的时间是否充分，空间有多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贯彻到何种地步，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是否得到全面推进，均会影响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实施效果。
第三，关于《刑法》306条。
提到刑事律师，离不开《刑法》第306条，该条文规定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也就是辩护律师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妨害作证罪高悬于刑事律师之上，有多少非刑事律师敢于参与刑事案件，并且不是形式上参与，面对刑事案件，一旦遇到调查取证，现场勘查，非刑事律师会不会畏手畏脚，毕竟 自我保护是每个律师的本能，是否能真正为被告人进行有效辩护。
保障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又要考量执业风险，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公正的审判长路漫漫。
《办法》推行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将作为诉讼性权利予以保障，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合法与否。值得期望的是，试点中律师辩护深入参与审判之中，全面贯彻以审判为中心，切实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1963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51岁的流浪汉吉迪恩，被警方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审理前，吉迪恩表示因无钱请律师，希望法官为其提供律师进行辩护。但由于面临的指控是5年监禁，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无权获取法律援助，吉迪恩只能自行辩护。
开庭时，吉迪恩因缺乏法律知识，在面对犀利的检察官与证人时无法做出有利辩护，最后被认定为盗窃罪，监禁5年。
服刑期间，吉迪恩自学法律，并向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申诉审判的不公正：因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有权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第十四修正案第1款规定，任何州如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公民，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但法庭却拒绝其请求。
1963年1月，联邦最高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吉迪恩案，首席大法官沃伦指定艾博·福塔斯为吉迪恩提供法律帮助。后再次开庭审理时，陪审团宣布吉迪恩无罪。
此案一度成为美国确立律师辩护制度的标志性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公正审判需每个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公平的法律保护要求每个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否则，律师缺席或将导致整个程序的违法，审判的不公。
作者为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编辑：王敬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