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张劲夫噩耗，深切痛惜在万里、乔石之后，又失去了一位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关心老百姓疾苦的国家高级领导人。
我是一个晚辈，比首长小25岁，而且直到1989首长离休10年后养病期间的1999年才与他相识。我是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研究的主题之一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并主持“陈独秀研究会”，主编会刊。历史往往曲折而不公，从1927大革命失败起，陈独秀陆续被冤屈、打击，扣上种种罪名，从“右倾机会主义”，到“汉奸、叛徒、反革命”，不一而足。由于都是莫须有，所以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于是，我与全国有良知的学者挖掘历史真相研究陈独秀的工作，就成了不断为陈独秀洗刷罪名的“正名”运动，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而且由于这个运动一直在高压下进行，更激起一些有正义感的重要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张劲夫首长就是其中一位级别最高的同怀者。
1999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约4点左右，我由首长秘书联络，应召到北京东皇城根旁的首长家中拜访。在经过了古色古香庭院后，跨入客厅，即见首长已经在椅子上等我，见我进来，秘书介绍后，他就起身与我握手。一点架子也没有，使我感到颇为意外。因为我虽然不认识首长，但他的为人还是略知一二，知道他是“一二·九”那批参加革命和入党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出身，是一位理性与感情双重的革命者，而且国学基础深厚，还写得一手好字，风格遒劲有力。没有听说他有什么错误，倒是见过他在某个重大事件中，与少数几位党、军高级干部发表不同意见的声明，曾使我肃然起敬，敬仰他是一个很有风骨的领导人。但今日一见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倍感亲切。坐定以后，见他略为消瘦，但清癯的面庞，却显出精神矍铄，让人感到一身正气。
在我扼要地介绍了20年来陈独秀研究会所付出的努力后，首长关切地问了一句：“遇到不少困难和压力吧！”
我点了点头。经过了严霜打压的我，第一次听到如此高级别的首长这样关切的问候，感动得几乎要流泪。
后来知道，首长经常阅读我主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对我们的正面情况是了解的，但受打压的情况，不便在会刊上登，一般人不了解。而只有像他这样的干部才深谙此道。
接着他说：“党的历史上有许多冤假错案，有的容易平反，有的不容易平反。需要我们做许多工作。陈独秀的那些罪名，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都是第三国际加的。你们说的‘正名’是早晚的事……你们的工作是正义的，政府本来应该支持……”
这次分手时，他老人家又重复了这句话。意思是既然现在这个工作成了“敏感”问题，政府不好支持，我就给你们一点支持吧，于是就拿出200元来，向我们研究会捐款。我们的研究会是二级民间学术团体，没有经费，靠会员每年交10元会费和自愿捐款维持：印刷会刊，召开研讨会，出版论文集等。所有交会费、捐款的名单和数目，都在会刊上公布。因此他嘱不必公布他的名字。考虑到首长身份的特殊和当时的敏感性，我理解他的意思，用了化名“忠民”公布他的捐款。
以后我还去过首长家几次，为支持我们的工作，他先后向我讲述、提供了三个材料：
一个是新四军内肃托冤案的事例。因为陈独秀研究中涉及到一个托派冤案问题。其实陈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成立的托派小组织，是抗日的，这在他们当时发表的宣言、文件、刊物和传单中十分鲜明。但斯大林为了打击政敌托洛茨基，硬是捏造了一个苏联托派是德国间谍、中国托派是日本间谍的冤案。由于中国托派人数极少，而且都在国统区和日占区，共产党鞭长莫及，在当时受到的打击很小，倒是共产党内部（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根据地）在康生领导的“锄奸部”掀起的“肃托运动”中，大批优秀干部被冤杀，损失惨重。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我在会刊上辟有“托派研究——中共党内肃托运动系列回忆”专栏。所以，我向首长问到这方面的情况。
当时张劲夫在安徽淮南任新四军二师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在历次肃反运动中最反对在革命同志内部制造冤假错案。但在这次“肃托”运动中，比他地位高的领导人，假公济私，挟私报复，竟然绕过他、把已经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并受到他高度赞赏的三位优秀的青年干部，按“托派”罪名轻易地杀掉，还诛连到他们的亲属，使他们受到很大的灾难。虽然事后由他亲自做大量工作，进行平反，对他们的家属，进行安抚。但当时因战争年代，这个过程拖得很长。直到80年代他出任安徽省第一书记时，才得以完成。但这次讲述此事时，他仍表现出极度的痛心和叹息，耿耿于怀，一直难忘。这个材料，他口述，我记录整理后，以《安徽江北地区新四军三位优秀青年的“托派”冤案》为题，发表在我们的会刊上。
这个材料，充分反应出首长敢于主持正义，为弱势民众说话的公正、有为的精神。正是这个精神，在建国后的50年代，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他敢于向毛主席讨得“尚方宝剑”：“不在科学家中划右派。”从而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使1956年至1966年成为中科院“黄金的十年”，为我国此后在科技领域迅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而在1959年他参加庐山会议，应该反左而变成反右，“亲眼目睹批斗彭德怀元帅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我在向科学院党组传达时，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之后为平反此案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在会刊上，还积极宣传陈独秀一生追求民主与科学，“国家为国人共谋幸福”，反对贪官污吏，富民强国的精神。为此首长又向我提供了两个材料：
一个是2001年建党80周年，他亲自写的一篇感想《采药杂说》。说他离休十多年来，要求自己做了一名“离而不休的百姓，不能白吃人民的公粮（这是战争时期的老话）”，从而“使我听到了许多当官时听不到的人民声音，听到了不同于‘官话’‘套话’的真心话。如果当官者能听到这种声音，不是能起到‘兼听则明’的作用吗”。为此，他把自己比作古代一位“采药隐士”，把采自民间的济世之药，针对目前社会生活中的那些病，制成剂方贡献出来。
他首先开出三剂药方：“清醒剂”“辨伪剂”“优化结合剂”，都是逆耳忠言，苦口婆心。在“辨伪剂”中，他例举古今中外许多真假混淆的事例，说明辨别真伪对国家和事业发展极其重要。用毛泽东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有些青年嘴上大讲其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社会主义主’吗？墨索里尼在20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现在干部的选用也是如此，特别重要的一条，是“靠人民来帮忙”：“要有民主、监督法律机制，这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马克思主义也有真假问题。“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真马克思主义，不要被假马克思主义误导。”
这篇文章，充分反映出首长对党、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表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可贵心态，以及对事业鞠躬尽瘁，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崇高精神。
另一篇材料是他从《内参》上介绍给我的，作者是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题为《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讲的是作者1988年底参加一个代表团，考察瑞典、奥地利两国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各种成功经验和取得的成就。作者热情洋溢地介绍两国社民党遵循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然后又与资产阶级合作，并迫使他们同意，推行各种社会主义政策，在保证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较快地发展生产力，从而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得到极大提高，实现了藏富于民、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理想。“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是有法定的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外，还有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致人们把他们形容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国家。依据我们的考察，确实是‘名不虚传’”。
首长对这篇文章的推荐和赞赏，使我强烈地感到，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类似这样的社会主义。
最后一次去首长家，除了我和他的秘书之外，又多了两位同志。他要编两本集子，听听大家的意见，篇目定了后，还帮助他收集整理。所讲的话中，充分体现出他的品性：谦虚和民主精神。他说第一个集子是他自己过去工作期间写的文章、现在还有参考价值的，叫《嘤鸣集》；第二个集子是别人写的文章，曾对自己有启发意义的，叫《友声集》。
采用这两个书名，是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中的一句话：“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我知道他在17岁时就参加《教育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参加革命后，主要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经常在党报上上发表文章，也为上级领导起草文件。在他独当一面任安徽省第一书记、财政部长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时也经常自己起草文件。为文编辑是他的老本行。所以这两本书，几乎不用别人帮助，很快编好，后来合为上下集，取名《嘤鸣·友声》出版了。
之后，听说他病重住院。没有想到他能活过百岁。好人长寿，民之福也！
综观首长一生，他的专长是在经济工作上，因此，早在建国初期经济最混乱时，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1975年，文革末期，在国家走到“崩溃的边缘”时，他又临危受命出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之后又任国务委员兼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直到离休。我国经济转危为安，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有香港回归后的繁荣和稳定，战胜金融风暴，他的指导与支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史学家，著有《陈独秀全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