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在对日战争中获胜，这是东亚国际政治力学结构中的一次巨大变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例如身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便是因为战胜国身份），这一点人所共知。然而在回顾其意义时，人们通常聚焦在这八年战争本身之上，但如果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长，会发现其意义要深远得多。
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亚大陆，就其思想根源上来说，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之际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畸变。1592—1598年间的壬辰战争，丰臣秀吉希望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的设想虽告失败，但日本自此再未回顾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原因之一是满清以夷人入继大统，所谓“华夷变态”，日本、朝鲜等秉持儒家正统观看来，满清的统治本身缺乏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原先便隐伏存在的观念滋长起来，其目的是在东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德川时代的日本人经常称本国为“神州”、“中国”、“中朝”，甚至“华夏”，而中国本身却被贬称为“外朝”、“西土”。例如幕末时排外的会泽安指斥兰学是“养夷狄于中国”；1854年黑船事件后孝明天皇在文书中说：“各国（按即各藩）尽全力，当为神州之无瑕而勤练军事”；1945年战败，昭和天皇诏书中也说“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这里说的“中国”、“神州”都不是中国，而是指日本！
当近代日本从欧美东侵的震惊中缓过神来，果断实行明治维新之后，原先的这一战略构想遂逐步浮出地表。第一步便是在1869年和1872年分别将北海道、琉球这样的“外藩”置于直接管辖之下；随后第二步便轮到更外围的朝鲜和台湾岛：日本内部提出“征韩论”是在1873年，而因“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是在1874年，最终在二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将这两地纳入囊中。
在此期间的1882年，福泽谕吉已宣称：“我们是日本人，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手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当时胜海舟等人曾提出，日本应报答受惠于中国的恩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与亚洲整体来抗衡欧美。这两个思潮在后来合流为“大亚洲主义”，但其中都为日本留出了一个特殊的领导位置。在甲午战后，年轻的记者德富苏峰声称，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是日本的使命，日本应当“跟罗马当年在欧洲和地中海一样，给东亚其他国家和南太平洋带去优越的政治制度”。1898年出现的“亚洲盟主论”更将“盟主”这一使命毫不客气地赋予日本。
因此，从思想根源上说，近代中日之间的冲突，是因为原本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崩塌之后，虽然名义上引入“各国一律平等”的西方条约体系，但实际上日本却孜孜以求想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以至于造成种种板块结构性碰撞。只是在最初，东亚的局面是在“门户开放”原则上，列强彼此牵制而“利益均沾”，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便是典型事例，日本不得不在法德俄的联手干预下吐出原本已经吞下的辽东半岛；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谈判中，日本人也不得不顾忌英美，被迫接受和平谈判的条件（包括不得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此外由于一心怕被欧洲人视为“不文明国家”，日本在当时至少有所避忌，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中，日军占八国联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但其军纪却比俄军等好得多。
当时膨胀的日本虽只得顾忌列强，但对此不免耿耿于怀——“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便将俄国设为假想敌，最终引起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英美日本和谈，又使日本人喊出“英美鬼畜”，并在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以俄、美、法为假想敌，种下珍珠港事变的种子。对东亚局势来说，重要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自此欧洲列强势力退潮，东亚在一段时间内变成日美两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局面，两国关系也随之更加紧张。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中认为，一战后远东日美对立支配局势，是一个“根本变化”的力量组合，美国得以“公开实行它的远东政策”，而不必像以前那样担心遭到列强的反对——但日本也是如此，结果这种对立的加深必然带来均势的崩溃。日本从一战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一战对它而言简直是“天佑”的。列强退出中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得日本“旁若无人地向那里出现的空白扩张其权益”（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不可能采取独占中国的方案，那必定要遭到列强的疯狂反对——并非偶然的是，在一战爆发仅半年后的1915年初，日本就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实际上，英法等国害怕日本参战会趁机夺取欧洲列强在东亚的殖民地，特别害怕日本在中国取得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在当时并不欢迎日本参战。1890年代末，在欧洲列强对华大肆扩张利益时，日本的表现一般来说是相当温和与克制的，至少顾忌列强的反应，但现在，它觉得可以放手大干了。
最终，也正是这种“放手大干”，让日本走上了灭亡之路。在一战中，日本判定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而大肆攫取在华利益；到1940—1941年，也正因法国沦陷和德国入侵苏联，使日本上下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进而决定冒险扩大战争。但它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制定了三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占领中国，击败美国，抗拒苏联。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在首都和大片国土沦陷四年之久后，直到珍珠港事变两天之后的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日本此前也并不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称为“战争”，而只说是“事变”，似乎只是一次警察行动，也未正式宣战——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按国际法规定，如果是战争，中日都将无法得到英美等国输入的军需物资。不论如何，关键在于：日本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却无法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迫使中国投降或接受谈判条件。这场战争久拖不决，在持久战的过程中，状况终于对中国越来越有利。
抗日战争在中国的记忆中，主要是由陆军进行的——不论是正面战场的国军、敌后战场的游击队，还是滇缅远征军，但理应指出的是，这场战争也暴露出在对日战争中，丧失制海权/制空权后将是何等艰苦。从历史来看，历次中日战争有一个规律：能夺得制海权者胜。唐朝白村江之战、明末壬辰战争，中国两次战胜日本，都因日本海军惨败；而蒙元和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因为“神风”使蒙古舰船覆灭，以及北洋海军被击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惨败，其实也须归结为它的联合舰队遭到了美军的毁灭性打击。作为一个岛国，如果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则日本不仅无法跨越大片水面向外投送兵力，甚至连保护本土不受攻击都会成问题。从军事上说，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是中国避免重蹈这一历史悲剧的最好保证。
1945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此应视为东亚政治结构长时段中的一个结点，是对上溯至1874年的近代中日长期冲突的一个总清算。这七十年间断断续续、然而不断进行的冲突，应被视为一个总体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其整体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七十年战争（如果将1945—1972年间的冷战也纳入进去，下推至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则接近百年）对中国的意义，大概相当于英法百年战争之于法国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国人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只有家族和文化信仰上的观念，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打出来的。在日本这样一个巨大的外力压迫之下，中国不得不谋求整体的结构性变革重组，以应对这种全面危机之下的全面挑战，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很多思想、变革是被日本逼出来的。
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有一点已渐渐明朗：日本自此无法与中国争夺东亚/东南亚的领导权了。事实上，在1945年之后，东亚/东南亚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之争不是在中日之间展开，而是在中美之间。即便如此，日本在一定程度仍未放弃那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构想。按照“雁行理论”（最初由日本学者赤松要于1935年提出），仍能隐约看出这种“以最先进的日本为领头，引导整个亚洲”的思想；大部分日本人“不管南亚和东南亚将来的形势如何，他们通常总是给日本在那里保留一个起超级作用的地位，至于如何把自己摆在别人位置上去考虑，他们又显得才能很差”（Lawrence Olson《日本在战后亚洲》）。1961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回国后极力声称：“亚洲把日本看作是一个先进的老大哥。”就此，当时的观察家讥讽道：“其实他应当再加上一句：听得更多的批评是，老大哥可没有把更多的实物给他的小兄弟们。”1988年，一项日本的政府研究建议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让日本政府部门来担任“亚洲的大脑”，来指挥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当时他们的信心膨胀到了极点。在19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一种新的“雁行秩序”，着重强调的不是经济，而是在民主发展上，亚洲其他地区应效仿日本。今年在亚投行之争中，唯有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会员国，这样看来岂是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