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联合春季会议开幕前一个月，IMF强势而有魅力的总裁拉加德女士日程繁忙。
她先是忙于应对塞浦路斯资本控制的修复，又马不停蹄在4月初来到中国。在海南博鳌，拉加德找到了阐述她对持久增长的亚洲梦见解的平台。随后她飞奔纽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描绘当下世界经济的新格局。
中国正在成为IMF的重要注资方。随着国际权力平衡结构的转换，IMF对时代经济理念和政治思潮的理解也在变换和调整。塞浦路斯、博鳌和纽约三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三维：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美国、瑞士和瑞典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正在修复；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则面临银行业风险和政府高债务等难题。
拉加德穿梭于这些代表世界经济“三速复苏”的标志性地带，试图证明IMF在稳定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上的不可或缺。美国《时代周刊》4月8日以《她能拯救欧洲吗？》为题，强调拉加德是有别于前任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另一种类型的IMF总裁：如果说她并非出色的经济学家，那么她应该是凭借个人魅力和智慧在从前担任法国财长时与世界各国的官员建立了亲密友谊，并且现在有可能把IMF的188个成员国团结起来。但是，批评者说，眼下由非经济学家领导IMF尤其不合适。
不管争议如何，自2011年担任IMF总裁以来，57岁的拉加德以金融界“漂亮女战士”的形象，在国际社会冲锋陷阵，和各国经济决策者探讨宏观经济框架、合理的银行资本比率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蓝图。
经由初掌IMF的立足阶段，2013年拉加德已渐入长袖善舞的佳境，更多的智慧和个性通过举手投足体现出来。4月7日，在博鳌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她准确选择和媒体一线报道者握手；在回应前任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对G20正在变得可有可无的评判时，她反唇相讥：那是因为他已不再是事件的中心，所以才会有此言论。
反观她必须面对的世界，金融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苦乐不均。
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延续触底反弹之势，股票市场也屡创新高。自2009年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降低了5个百分点，尽管财政紧缩和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房地产市场和能源行业投下阴影，但经济增长受到私人部门强劲需求的支撑。
日本实施激进的货币政策重启经济增长。为刺激日本经济，近日，日本央行新任行长黑田东彦宣布了该行迄今为止最大胆的尝试：拟大幅增加购买日本国债和其他资产，从而将货币流通量增加一倍。日本经济能否因而结束持续多年的通缩，引发众多争议。
欧洲仍然并继续处于衰退之中。拉加德说，欧洲推出了欧洲稳定机制、直接货币交易计划、统一的银行监管机制以及希腊救助方案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令人担忧的是，紧缩财政疲劳症范围在扩大，意大利是突出的例证。尽管欧洲央行采取多项措施补充流动性，但南欧失业率上升正危及共同货币的基础。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亮点，虽然去年增长温和放缓，但目前又开始反弹。中国本轮的经济复苏仍然较脆弱，实现经济稳定仍是决策层面临的重大挑战，财政政策仍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面临着改革的重任。
显然，世界经济的分化在加剧。拉加德和她所领导的IMF面临的挑战是：弥合鸿沟、维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引领经济增长走向再平衡，同时重塑IMF的未来。
考虑结构性改革
世界各国除了一些长期运用的工具外，也没有太多的应对方法。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考虑结构性改革
量化宽松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全球范式。索罗斯认为，实施量化宽松（QE）政策的国家之间没有妥善的合作，QE是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遁词”。在缺乏全球性规范的情况下，局势会非常不稳定。
不过就在最近，IMF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即使政策风险正上升，全球央行购买资产及保持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对银行有积极的短期作用。因此，应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直至经济显著复苏，但决策者需保持警惕，评估政策对金融稳定性的潜在威胁。
在拉加德看来，人们应考虑结构性改革。例如，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都应该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刺激经济增长、鼓励创业和创新，而如果美国的财政政策有明确的中期和长期展望，那对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会大有助益。
《财经》：美联储已经实施了几轮量化宽松（QE）政策，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继续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各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正在变得长期化和模式化？
拉加德：首先，不管是美联储还是身处欧元区的欧洲央行，抑或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以及日本央行，它们所实施的货币政策都是必要的手段，都有一定的益处。
它们的政策有传统的利率政策，也有定量宽松政策或者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等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说这些货币政策都是必要的，因为仅凭财政政策不足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肩负起责任，配合财政政策。
一旦经济增长回升，投资回暖，各国政府显然会重新审视这些货币政策。我想各国央行对这点也是心知肚明，它们一定也制订了调整资产负债规模的计划。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货币政策的动向不会一成不变。
《财经》：货币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奏效，但是也可能会危险地破坏通胀预期。现在担心通胀问题在您看来是否有点杞人忧天？
拉加德：各国政府都表示它们将继续将通胀控制在目标水平之内。它们都宣称，只要通胀在可控范围内，并且核心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各国都将继续实施这一系列刺激政策，同时对通胀警戒线保持警惕。
当然日本是个例外，日本央行将通胀目标水平提高了一倍，以确保当前的通缩能转变为通胀。
我确信，实际的趋势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谨慎地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
《财经》：人们担心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都用上了，但还是很难推动经济增长。又因为牵扯到高额的债务问题，财政政策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棘手。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应对工具？
拉加德：其实，世界各国除了一些长期运用的工具外，也没有太多的应对方法。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考虑结构性改革。
例如，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都应该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刺激经济增长、鼓励创业和创新。尽管这些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效，但我们还是要付诸行动。然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套措施相互配合，齐头并进。
鉴于目前的情况，不能突然搞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刺激，毕竟我们的增长还非常有限，所以，当前还是要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财经》：说到结构性改革，以美国为例：美国先是经历了“财政悬崖”危机，又要面对减赤机制引发的系列问题，鉴于美国不断上升的医疗成本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你认为长期的财政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否令人担忧？
拉加德：你提到了“长期性”的问题，这正是症结所在。如果美国的财政政策有明确的中期和长期展望，那对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会大有助益。起码经济事务的决策者们会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债务何时开始下降，因为有美国发展的前景摆在那里。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能预知中期的政策路径，也会做得更好，这给他们机会，允许他们在短期财政整固上放慢一些。
目前美国财政整固的规模已相当显著，考虑到政府自动减支，目前美国的财政整固水平在1.8％左右。
因此，我们对美国将施行的中期和长期财政整固政策的建议就更加具体：既包括调整社会福利政策，也建议他们在短期内放慢财政整固的步伐。这样做才会比较理想。
寄望金融业修复
欧元区领导者希望推进强有力改革运动和架构重塑的努力，面临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问题的挑战
当人们终于开始认为欧元区一而再、再而三的金融危机已得到控制之时，欧元区最小国家之一的塞浦路斯点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
在拉加德看来，显然欧元区需要一个真正的银行业联盟以加强货币联盟的基础，这意味着建立一个统一决策机构并推出以统一财政为背景的储蓄保险，对统一的银行监管机制进行补充，这样货币政策才能完全有效，金融稳定才能得到保证。
《财经》：我们至今仍未走出债务危机的阴影，欧盟、美国和中国都有可能引爆下一个债务危机，我们如何才能重建信心，避免重蹈债务危机的覆辙？
拉加德：让我们重拾信心的一些事情正在发生。
金融业是需要修复的至关重要的一个行业。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基于两大基本要素：一是货币，二是信心。通过提高资本比率、对大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并加强对所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要求，我们需要的信心通常能够得以重塑。
《巴塞尔协议Ⅲ》已经敲定，全球许多金融机构都在遵循这一协议。这是第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个重要因素则是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可以期待的未来。由于人们存在焦虑、缺乏信心等问题，不确定因素需要去除。这些不确定因素包括：不知道未来又要交什么税、如何解决养老金问题、能享有哪些社会福利，还有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因此，妥善处理这两个因素，我们也就完成了银行业的重组。虽然我们已做了很多，但还没有全部完成。再加上还要除去所有的不确定因素，让人们懂得中期财政政策会是怎样的，短期内又将发生什么，以及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之间怎样平衡。消除这些不确定因素自然有助于人们恢复对经济的信心。
《财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欧元区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后塞浦路斯危机就突然来袭。
拉加德：欧元区确实进展很大。在财政方面，欧盟决定加强财政纪律和处罚措施。在银行业，它们决定推进欧洲银行业联盟（European Banking Union），不过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我来自欧洲，我知道它如何运作。
从决策、实施到各种国际立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欧洲银行业联盟此前已完全成立到位，塞浦路斯危机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监管系统会及时发现问题——这个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要负责监督该国最大的三家银行，可以主导并决定这些银行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机制。因此，这是不同地方、不同问题与欧元区领导者希望推进的强有力的改革运动和架构重塑之间的较量。
《财经》：在较量过程中，我们有可能错过重要的时机，从而看到一个个危机接踵而来？
拉加德：时机就是一切。危机可以一个接着一个，但改革也能一个接着一个。欧元区在逐渐形成更多更好的上层架构。
《财经》：人们的担心是，在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可能会出现长期的经济停滞。
拉加德：欧元区2013年的GDP很可能没有增幅甚至略有下滑。2012年底时，欧元区经济形势特别差，而2013年至今为止也没有出现显著改善。不过，我们可以预见，接下来经济会有所回升。
欧元区必须继续已然开始的艰苦努力，推进已启动的结构性改革，大力着手财政整固。我们认为其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的腾挪空间，但问题是金融业改革是否充分，进而能有效地传导货币政策，让更多贷款和信贷流入实体经济。如果没有，欧元区必须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
说到银行业，还有更多资金需要筹集。未来会有非常急需的银行压力测试推出，另外还必须对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进行适当估值。
《财经》：欧元区的金融统一快于市场统一，这让很多经济学家对欧元区问题的解决比较悲观，怎样解决欧元区的市场割裂问题？
拉加德：确实存在着对欧元区市场统一的担心和忧虑。目前情况可能已略有改善，但仍存在市场割裂问题。人们对欧元区金融业信心恢复得越好，市场割裂的现象也会变得更少。
中国需要“渐进性”改革
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大，且正在进行调整和适应。“渐进性”可能是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会到来。几年后人民币就会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由于财政支持力度加大，特别是随着未来城镇化的推进，投资仍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拉加德认为，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着两难选择，需要在短期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做出一些取舍。
《财经》：我们生活在一个内部联系愈加紧密的世界，您认为什么样的市场波动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中国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拉加德：就中国而言，危机蔓延的主要渠道是贸易，因为中国经济很成功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所以，出口市场出现问题、客户不再进口中国产品时，中国的出口肯定会下降，经常项目也将下滑。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正在向很可能更加均衡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庞大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过渡，当然出口仍然还会有。推动国内市场增长的不仅有投资，还有消费。因此，中国 “十二五”规划明智地确定了扩大内需的发展方向。中国就应该这么走。
《财经》：你一直在参与政策制定，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长期和短期目标很难平衡。中国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屡见不鲜。比如为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就更倾向于过度投资，即使大家都知道可能更正确的路径是扩大消费。
拉加德：有两件事已经开始发生。一是人民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升值，特别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提高了中国人的购买力。这是一件好事。其次是工资的全线增长，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这也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发展消费。
《财经》：提到人民币，IMF将首次纳入新的储备货币，一方面中国在IMF的配额和人员配备比例方面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另一方面，人民币没有被纳入到IMF新的储备货币名单中,你认为中国会成为IMF主要股东之一吗？
拉加德：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绝对会成为IMF的主要股东之一。2010年IMF份额改革方案如果最终得到贯彻实施，中国将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
由此你们能看到，这些年来中国有了多大的进步。在我的管理团队中，副总裁朱民是中国人，秘书长林建海是中国人。许多非常非常有才干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IMF工作，而且有很多女性，特别是在年轻经济学家当中。
《财经》：成为IMF的主要股东，意味着有可自由贸易结算的货币，中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了让人民币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货币之一，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由于中国金融市场还没有彻底开放，因此外界还有很大疑虑。
拉加德：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会慢慢成为现实，我相信“渐进性”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我觉得人们并不希望在这些领域出现急剧而重大的变化。以往曾出现过这样的变化，但并不能总是起到人们希望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大，而且正在进行调整和适应。在货币方面，中国正在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人民币在香港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会到来。我敢说，几年后人民币就会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
重塑IMF
IMF的重心需要继续向客户倾斜，这要求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更多地采用多边化和一体化模式，对传统的双边监督的依赖程度可能会稍有下降
金融危机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对称的影响以及结构性缺陷在深化。
拉加德提醒，各国实力在此消彼长，IMF需要协调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引导全球资本合理流动，反映新的全球经济格局。
《财经》：当年G20以峰会形式成为全球治理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流逝，G20重要性在削弱，全球协调的力度也大幅度减弱，从IMF的角度，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改善这种局面？
拉加德：G20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只有20个成员国。IMF有188个成员。尽管G20占全球GDP总量的85％左右，但它并没有囊括整个国际社会。不过，它仍然在推动这20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就像丘吉尔曾经说过的：吵来吵去，总比打来打去好（better to jaw-jaw than to war-war）。
《财经》：有人认为G20应当压缩规模，理由是成员国多了，效率下降，作用也在减弱。
拉加德：我觉得这和规模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我倒认为这和制度有关。有时，最好能稍稍调整这个组织，减少代理以及代理的代理等层级关系，让真正的参与者加入进来，并在进行调整或解决问题时发挥决定性作用。
不过在紧要关头，当世界出现困难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实际上是G20，作出决策的确实也是它们。我们将继续支持G20。
IMF将设法为G20提供帮助、支持和建议。有时我希望G20成员能加强合作，用更一致、更平衡的方式来制定经济政策。
《财经》：作为一名女性领导者，你在带领IMF这样的庞大机构前进时，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拉加德：我觉得任何领导者可能都会遇到我所面临的挑战。领导者中的女性较少,我们需要证明更多的东西，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需要，我们就得证明自己是对的。这可能是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由于女性领导者很少，所以终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财经》：IMF现在的治理架构已不符合形势需要，而延误造成的代价正在不断上升。你心目中是如何勾划IMF的未来的？
拉加德：IMF会继续发挥现有的监督作用。但我们的重心需要继续向客户倾斜，这可能要求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更多地采用多边化和一体化模式，对传统的双边监督的依赖程度可能会稍有下降。
IMF将继续为需要资金的国家提供贷款。同样地，我们可能得改善一些发起成员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对一些措施进行微调，但用于采取这些措施的资金需相当充足。
IMF第三项职能的影响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在这方面我们可能得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政策咨询的立足点和客户需求上，也就是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援助和培训。IMF将继续发挥它的三项职能，提供全球流动性、监管货币政策者和协调宏观政策，但可能会有所侧重。
我们正在观察一些大趋势，以及今后几年它们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
《财经》：所谓大趋势定义的时间框架是什么？大趋势对于IMF的重要性何在？
拉加德：在这方面我不能简单地说时间是5年、10年、20年或者30年。如果看知识管理领域的技术变革，时间跨度必须得更短一些，因为这一领域的变化真的很快；而在人口结构变化方面，我们就得着眼于今后30年或者50年，因为这方面的可预见性比较突出，变化也是更倾向于在中长期的框架内。
IMF将设法预测今后的情况，但针对不同对象，我们在预测时所覆盖的时间段会有长有短，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这些问题关系到全球未来局势，我们得预先设想一下哪些地方需要我们，哪种监督方式比较有效，怎样做才能留住我们的成员以及我们需要多少资金。
《财经》：谈到大趋势，增长与就业似乎日益在失去相关性，由于总体需求疲弱、拉动力不足，全世界有2亿多人口没有工作，对于这一趋势，IMF提供的药方是什么？
拉加德：关于就业与增长是IMF的工作重点之一，而且我们已经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相当重要的报告。我们将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对IMF成员来说这显然至关重要。
至于增长和就业的绝对相关性，我们发现，稳定的经济环境、低通胀与低产量波动是一个国民经济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基础。
《财经》：在自动化和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等大的趋势背景下，就业机会似乎已经不能得到回升？
拉加德：我觉得我们能够找回就业机会，但要在其他领域，而不是在过去创造许多就业机会的传统行业。就制造业来说，你是对的，它的自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但举例来说，在服务行业机器就不能取代人力，而许多国家的服务业都极不发达。
我们不能让增长脱离其本质，也不能让增长忽略人的因素。因此，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在经济增长中不断创造出有就业机会的行业。
要做到这点，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远远不够，因为这固然会让我们创造价值，但也会把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抛在一旁。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