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社会学家同时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理论二分法”中展现出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工具理性注重手段、条件和形式，强调结果和效益的最大化；价值理性则注重目的、理想和实质，强调行为背后的价值和道德精神。

运用于组织管理中，二者恰似钟摆的两极——前者以“如何实现”的精确计算碾压“为何而做”的终极追问，后者则试图以抽象的价值宣言抵抗功利主义的侵蚀。过往百年中，这种割裂贯穿流水线的机械重复、科层制的信息垄断，甚至数字化初期的系统困局：工具越高效，人性越蜷缩；规模越庞大，意义越稀薄。

从割裂到弥合

工业文明曾为我们带来璀璨的成果，也将组织异化为精密机器。流水线上的工人成为标准化零件，KPI驱动的考核将创造力压缩为执行动作，而科层制的信息壁垒，更可能让执行偏离战略。这种模式下，工具理性的扩张往往以价值理性的萎缩为代价。客户被简化为数据标签，员工困于流程牢笼，企业的社会价值让位于财务报表。诚如福特流水线虽然造就了汽车普及的神话，却也演绎了“本来只想雇用一双手，每次来的都是一个人”的机械化悲剧。

在数字化初期，这种割裂依然在延续。ERP系统将业务流程锁进代码围城，OA软件让协作变成表单填写的苦役。看似高效的工具，却让组织陷入“理性化的非理性”。借助传统管理系统，企业或许能严格管控各个流程节点，却无法捕捉员工大脑中的灵光一现；或许能以标准化实现规模扩张，却往往也滋生了官僚主义，导致创新惰性。

数字文明的演进正在颠覆这一困境。当算法穿透组织缝隙、协同工具进化为意义载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正从零和博弈转向共生融合。由此，效率不再以人性为代价，意义的实现也无须牺牲规模。商业世界的终极命题，正从“选择工具还是价值”升维为“如何让工具承载价值，让价值驱动工具”。

诸如飞书这样的数字化时代智能平台的出现，正是工具理性范式跃迁的标志——工具不再是被动响应流程的“管理系统”，而是成为激活组织生命力的“生态基座”。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中，工具超越了“管控”的原始功能，进化为“意义编织者”。价值理念通过数字化链路转化为可执行、可迭代的行动代码，曾经的“人围着工具转”终于转向了“工具围着人转”。 

在客户价值维度，蕉内运用VOC系统收集全网用户反馈，并通过AI分析沉淀为系统化数据，将碎片化的“不舒服”转化为产品创新燃料，让工具成为用户价值的传感器；在员工价值维度，博士眼镜的“公司圈”打破科层壁垒，让门店店员随手搭建的业务小程序直达董事长视野，工具成为个体创造力的放大器；在社会价值维度，新希望搭建“猪场环保管理系统”，让发酵罐和污水处理电耗可视化，将节能减排从道德倡导变为数据驱动的必然选择。

新商业文明的曙光

数智化带来了组织内部的信息平权。字节跳动“context not control”的理念，在飞书中被具象为一种“文档即共识”的协作文化。借由飞书文档，传统的层层汇报变成了“默读—批注—任务闭环”的透明协作，企业知识库的搭建，更可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可点击的智能词条，让一线员工与技术人员共享同一套认知语境。工业时代“知道越多，权力越大”的垄断逻辑因而被打破。

数智化还推动技术平权从理想走向现实。当数字化工具走向工位级，普通员工也可以借助低代码平台，将自己对办公场景的创新性构想真正落地。比如在联影医疗，供应链部门已经将生产进度、产品交付、部门人员管理、问题反馈等环节都放进了飞书多维表格里；在蔚来汽车，业务伙伴已经习惯了对灵活的个性化需求“自己动手”，无须再撰写IT需求文档，等待评审和排期，便可“丰衣足食”；在海亮集团，员工们最近一年里运用飞书搭建出近7000个微应用，彻底打通了数字化的最后一公里。

AI的崛起更为新商业文明带来了曙光。

一方面，AI重构了工具理性的运行逻辑，使其从机械的执行系统进化为具备价值感知的智能体。通过预设伦理规则、动态风险评估与全局利益计算，AI系统能够在执行中同步考量公平性、可持续性等价值维度。这种“价值嵌入式工具理性”打破了效率与伦理的二元对立，工具在此刻成为“有温度的效率引擎”，既保持对精准性的追求，又将社会价值内化为运行准则。

另一方面，AI又为价值理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载体，将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可编程、可验证的行动网络。通过数据建模、行为预测与反馈闭环，AI使“意义追问”渗透至组织末梢。更具革命性的是，AI催生了“价值—工具”双向增强机制：智能系统在提升效率过程中持续沉淀道德数据（如用户隐私保护记录），反向优化价值模型；而价值准则又通过算法迭代不断校准工具理性的方向，避免技术失控。这种动态互构使得“科技向善”不再是道德呼吁，而成为可测量、可迭代的系统能力，最终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数字世界的共生共荣。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