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博学家杰瑞米本森曾写道：“我们的所做、所说和所思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和快乐。”现代神经科学为本森的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大脑的边缘系统（情绪和动机的重要调节部位）能够影响大脑其余部位，并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学习能力，交友和决策。
自然而然，当我们试图激励他人时，我们会尝试通过许诺奖励（例如奖金、升职、积极反馈和当众表扬）来唤起他人的喜悦预期，或尝试通过惩罚的痛苦来警告他人（降职、负面反馈、当众批评）。但有一点人们始终没有弄清楚：我们应该采用哪一种方式，胡萝卜还是大棒？以及什么时候采用？
纽约州立医院开展的调查在某一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该调查的目的在于提升医疗人员的洗手频率，因为卫生处理在医疗环境中对于预防疾病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院对医疗人员进行了反复的意识教育，而且消毒洗手液器旁边通常会摆放警示标语，上面写着不洗手的后果。然而，尽管医疗人员已被告知其行为会被记录下来，但用于监视重症监护室每个洗手设备的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显示，仅有10%的医疗人员在进入病房之前或之后洗手。
医院随后采取了干预措施：在监护室的走廊中摆放了一块电子屏幕，为每位员工提供实时的信息反馈。每当他们洗手时，屏幕便会显示表扬信息（例如“不错”），而且当前值班医生的手部卫生得分也将增加。常洗手人员的比例有了大幅增长，在四周内达到了近90%，医院另一个部门也出现了同样的结果。
为什么这一干预举措会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其答案所提供的一般性经验不仅仅只是适用于洗手。
电子屏幕的明智之处在于，研究人员并没有使用传播疾病这类警示，也就是这种情况下的通常做法，而是选择使用积极的策略。每当医疗人员洗手时，他们会立即获得正面反馈。正面反馈会触发大脑的奖励信号，从而强化引发这一信号的行为，并提升人们在未来重复这一行为的概率。
但是，为什么毫无因果关系的正面反馈比疾病传播的可能性有着更好的激励作用？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它十分契合我们已知的大脑工作原理。
神经科学认为，就行动激励（例如增加工作时长或撰写优秀的报告）而言，奖励往往比惩罚更有效。反过来，当人们尝试阻止他人去做某件事情（例如防止人们分享重要信息或因将机构资源用于私人用途）时，我们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惩罚更有效。原因与我们所处世界的特征息息相关。
如果要在生活中获得奖励，不管是樱桃派、爱人还是升职，我们通常需要采取行动，去处理此事。因此我们的大脑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即获得奖励的最佳方式便是采取行动。当我们希望得到某种好处时，大脑会释放“行动”信号。这一信号源于中脑深处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然后通过大脑传至控制动作的运动皮层。
作为对比，为了避免坏事发生——毒药、深水、不值得信任的人——我们通常只须静观其变，不用接触外界。因此我们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思维，即避免伤害的最佳方式（不一定总是）便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当我们预计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时，我们的大脑会释放“不去做”的信号。这些信号源自于中脑，然后传递至皮层。但是与“去做”的信号不同的是，这种信号会抑制行动，而且有时候会让我们愣住。（即便是在我们遇到危急事情的时候，僵化反应通常优先于随后而来的反抗或逃跑反应，例如被汽车头灯照射的鹿。）
这种不对称性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电子屏幕的积极反馈在激励医疗人员洗手方面比以疾病警告的做法更有效。我在研究和写书时还发现存在其他一些原因，例如社会激励。
其他研究展现了奖励预期引发行动的生理机制。在神经科学家马克·奎塔特-马思普（Marc Guitart-Masip）主导的试验中（我和其他人也参与了其中），我们发现，志愿者在“按键（也就是行动）获得一美元（奖励预期）”的游戏中的按键速度比在“按键避免失去一美元（惩罚预期）”的游戏中的按键速度更快。然而，当游戏规则变为无须按键（无须采取行动）才能避免损失一美元或获得一美元时，前者的成绩更好，而且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人们有时也会本能地去按键。
尽管我们在现实情况中运用此类基础性研究时需要持谨慎的态度，但相对于通过降职或降薪来警告不尽人意的表现，似乎让他人获得积极的预期（可以每周在公司网站上公布最有生产效率的雇员）可能在激励方面更有效果。恐惧和焦虑会让我们退缩和放弃，而不是采取行动和改进。与这一理念类似的是，多项研究发现，在鼓励改变行为、进行运动或健康饮食时，为人们提供小额资金奖励比警告人们超重和疾病更有效。
警告的影响力通常十分有限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研究显示，大脑会在解读积极信息（例如了解到肥胖的可能性比之前预想的要低）的效率要高于解读负面信息（例如了解到可能性更高）。事实上，人们通常会认为负面信息与他们无关，但却会将积极的信息看作与自己息息相关，并藉此产生乐观的展望。
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制定的并非是最佳决策时，我们会自动在脑子里将这一决策快进，然后设想其失败的情形，这会让我们警告他们自己所预测的灾难性后果。但是这一研究发现，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克服试图通过惊吓的方式来迫使他人采取某种行动的习惯，而是应强调实现目标时能够获得的奖励。
（时青靖 | 编辑）
塔里·夏洛特是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副教授和Affective Brain Lab主任，也是最近出版的《影响力思维：大脑揭示我们都通过哪些能力来改变他人》（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一书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