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大汉朝廷迎来了一次重要的人事更替：功勋卓著的开国丞相，与张良、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萧何去世了。萧何的业绩有多辉煌？用他老板刘邦的话一句概括：“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代替萧何位置的是曹参。
曹参这个人，无论是就出身、素养还是就智商、才干来说，都算不得很高。就连给他在《史记》里作传的司马迁，似乎也觉得他的“战功”多是沾了韩信的光，“相功”则是沾了萧何的光。但曹参毕竟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按常理推断，新相上任，即使不觉得百废待举，至少也应该颇感处处有待改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借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同时树立威信。
曹参所烧的“三把火”是什么呢？
答案是什么也没有。曹参当上丞相以后，根本无所事事。他上班喝酒，下班还是喝酒，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朝上有些跟曹参有交情的同僚，眼看他竟是这个样子，纷纷登门劝谏。偏偏曹参知道他们所为何来，一见面就先喝酒，喝到半截人家要开口说话，他还拿酒灌人家，直到把人家灌得说不了正事为止。
丞相天天不务正业，最后惊动了皇帝，汉惠帝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对曹参这位老臣不便当面训斥，找到朝廷当中级官员（中大夫）的曹窋，叫让他回家劝劝父亲曹参，不要不理朝政，轻藐自己这样的年轻皇帝！曹窋回家转达皇帝的意思，结果却招致老爸的暴怒，下令门客把儿子拉下去鞭笞二百下。事情传到惠帝的耳朵里，上朝时责备了曹参。看来，曹参上朝前没有喝酒，思路非常清晰，反而用一段话，把年轻的皇帝说服了——“你这个皇帝比不上高皇帝刘邦，我这个相国比不上萧何相国，刘邦与萧何制定的法律、政策、规矩等等，足够我们用了，犯不着再去搞什么新的花样了”。
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来历。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曹参当时的作为，算不算一位萧何的合格继承者呢？答案是肯定的。
自我认知。接班成绩辉煌的前任丞相萧何无疑是一个展现自己的绝好机会。可是前任的辉煌往往也会让后继者背负沉重的压力，怀疑自己是否做的和前任一样好。但这样的心理负担对曹参而言，并不存在。他自己非常清楚并坦率承认，作为武将出身的自己，在行政能力上，无论如何也是比不过萧何的。当年刘邦攻取秦都咸阳时，诸将（自然包括曹参）争着抢夺“金帛财物”，唯有萧何先把秦朝的国家档案保管起来。这些档案本身当然不如金银财宝值钱，但却为刘邦“争天下”与“坐天下”所必不可少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萧何的高瞻远瞩，远胜曹参。 正是因为曹参具有“不如萧何”的自知之明，他不为表现自己而轻率地否定前任、另搞一套。这种保持决策连续性的精神自然是值得称赞的。毕竟，无论领导层发生多大的变化，只要原来的决策选择是正确的，就不应该因为领导的变化而破坏决策的连续性。
对宏观局势的判断。如果接班成功领导的后继者所需要做的就只是啥也不做，恐怕也是对人类智商的一种侮辱了。西汉初年，汉高祖和萧何一直忙于战事，尚未对前朝的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故而照搬了秦的许多旧制度，沿袭了许多旧法令，包括许多残酷的法令。从这点来看，曹参其实可以有所作为。
实际上，曹参之所以选择“无为而治”，恰恰是因为他洞察了当时西汉社会的民心所向。从历史上看，自从战国以来，华夏大地几乎无岁不战，秦并天下，苛政却有增无减。西汉王朝就是在秦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时，社会经济凋敝已极，连天子马车都凑不起四匹同色马匹，而大臣们则只能坐牛车。待到曹参拜相时，疾风暴雨般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刚过去，广大百姓久遭战乱之灾，再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和无谓折腾了！他们亟需有个安静宽松和平的生活环境。假使曹参为了显示自己为相的才华，今天废除一个法令，明天推行一项新政，自己是博得了好名声，皇上和同僚也满意了，只不过天下百姓恐怕又会不得太平了。
幸好曹参早年在诸侯国（齐国）为相时，就接受了“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术，凡事依照国家成文法，不另行更张以扰民。他以此为从政圭臬，并将其带到了京城长安（今西安）。也就是说，出任丞相后他的天天喝酒之“不作为”恰恰是为了在全汉朝的范围内贯彻了这一“与民休息”的精神。仅以此论，所谓“萧规曹随”也不全是事实，毕竟在萧何为相时，并非有意识地依照“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系行事。
实际上，曹参也并未全然“无为”，他一上任，就重组了自己的下属机构——在汉朝地方各郡国中选拔不善言辞、做事谨慎的忠厚长者，充任丞相吏。若是言行不一、为人苛刻、专图虚名、善于钻营投机之辈，则一概赶走。从此，曹参的政府里，尽是一群不惊不扰、不务声名的老实人。这些人既不严苛，也不求“上进”，行政上的低效率反而让曹参的相府变成了“无为而治”的表率。
对利益相关者的理解。这也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点，曹参作为萧何的接班人，充分做到了对丞相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汉惠帝与吕后）。他们对于自己这个新官上任的丞相，期待的是什么？忧虑的又是什么？汉朝初期的丞相，总理百官，权力显赫，处理国事几乎无所不包。内到国家，外到四夷，从平民到文武百官，都要接受丞相的管理和监督。后来有人说，“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
不难想见，权位如此之重的丞相，又怎么会不引起皇帝的猜忌？可以说，从汉代到明代，其实就是一个皇帝意识到了丞相的权力过大会对皇权造成威胁后，逐渐进行官职调整，有意识地削弱相权，并最终在朱元璋手中废除丞相之职的演变过程。而在西汉初年，作为西汉开国第一位丞相的萧何，虽位高权重，但是面对以屠戮功臣闻名的汉高祖，依然处处谨小慎微，生怕狂妄自大招致杀身之祸。而曹参接任丞相之后，虽然汉惠帝生性懦弱，比刘邦要和善许多，但他的母亲是权力欲极强，“严而少恩”的吕后。连韩信、彭越这样叱诧风云的英雄人物最后都命丧吕后妇人之手，曹参又岂能不惧？摆出“无为而治”的姿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未尝不是一种“自保”的策略。事实也证明，吕后对曹参无欲无求的表现非常满意，为此，还在曹参去世前向他咨询继任丞相的人选。
以此三点来看，曹参不愧为萧何的成功接班人。汉代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很快就步入正轨。虽然他担任丞相不过三年时间，但他推崇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却一直延续了下去，此后七八十年内，汉帝国文、景二帝都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可以说，曹参的“黄老思想”及其初步实践为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晔旻 | 文
钮键军 | 编辑
李一品 | 策划
